在中国人看来，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吃月饼，已经是一种很普通的传统节日庆祝方式。 以前的祖先是这么吃的，但至今，什么都没有改变。 不过，在三大节日中，只有端午节吃粽子，更多的是纪念屈原。 端午节，粽子仿佛是为屈原而设，实际上按出现时间顺序排列，屈原位于最基层。

1942年剧《屈原》剧照，屈原(金山)吟诵

屈原出现之前，吃粽子和端午节就已经存在了。 屈原这一文化符号将粽子、龙舟、端午节等现有元素融为一体，为农历五月五增添新意，沿袭了与中国人民相同的古老节日长达千年，繁荣昌盛。 正如你所听到的：

唯其中国人民愿意把他们这样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的生活中，起着怎样重要的作用。 唯其远在屈原死后，中国人民只有把他的名字，嵌入原本与他无关的节日里，才能充分看出人民生活中，怎样离不开他。 屈原死后几百年到几千年，人们只把端午节作为屈原纪念日，而忘记了它最初的来源和演变过程……

不吉利的五月初五其实，“端午”一词的出现和端午节的流行比我们想象的要晚得多。 唐玄宗的生日是8月初5，为了避免忌讳，宋璞大臣提议用“端午”代替“端午”，很多唐诗中出现了“端午”这个词。 正是唐代，端午节成为官方认可的法定节日，放假一天，皇帝率先赠送君臣礼品，表示祝贺。

过去，民间在提到农历五月五日这个特定的节日时，通常都是直称或“盛夏的端午节”。 “端”、初也、每月的第一个“五”日“端午五”，在古代被称为十二统治十二个月。 正月建寅，二月建卯。 与此相同，五月在下午被称为“上午”

古人靠天吃饭，知识有限，要想活下去，不仅要解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问题，还要确保健康、人丁兴旺、子孙兴旺。 他们通过观察节气气候和总结多年的生活经验，养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庸俗地在特定时间进行民俗活动，适应周期性的时空转换，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历法、季节为中心的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而特定的节日农历五月初五就是其中的代表它的最终形式是各地风俗相互融合的结果，带有地域特色，大致说来，“北方五月起是恶月，端午是驱邪避邪之日； 南方起源于越民族的龙图腾祭祀和龙舟竞渡。 ”

在先秦人的精神世界里，五月与恶、毒、死密切相关，早起的观念在前人心中根深蒂固，因而产生了许多禁忌和辟邪措施，《礼记月令》年定于五月禁欲斋戒。 五月不吉利，民间认为官员五月到任的话，“不会迁移到很晚”，在被免除官职之前不会晋升，五月盖房的话主人会秃顶。 在这30天中，重五日(五月五日)不是最吉利的。 如果有人在这一天出生，“男害父，女害母”，很多父母不会狠心抛弃、抚养。 与屈原几乎同时代的孟尝君田文不幸出生于五月五日。 被父亲田婴以“如果和家人一起长大，对父母不利”(如果回家，就杀父母)为由抛弃了。 母亲偷偷培养，安排田文认识父亲。 田婴勃然大怒，无奈木舟。 在儿子合情合理的努力下，田婴无话可说。

为什么古人对五月有这样的认识呢？ 以他们的经验来看，五月正好是蛇、蝎子、蜂、虾、蜈蚣五毒和蚊子、苍蝇等毒虫的肆虐季节，医疗条件有限的他们如果因此受伤、发炎，会有生命危险。 天气炎热，流行性传染病开始流行，饮食不注意，容易生病，所以五月五日“蓄公药祛毒”最为合适。 恰逢五月草药效力最强，采药、用药、泡兰汤成为五月五日的必然习俗，目的是驱病，实质上是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粽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进入汉代后，阴阳说盛行，五月作为一年中日照时间最长的夏至所在的月份，被赋予了新的解释意义。 所谓“阴阳之争，死生分”，夏至天地间阴阳转换，而后阴盛阳衰，这与古人“端五”同一时期的两大节日习俗在魏晋南北朝时合并，成为夏至祭的食物——粽子(古称“方麴”)

要说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屈原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人。 如果粽子最初是为了纪念他而出现的话，那么它的记载应该出现在战国末期和秦汉之间，但至今为止时期的史料中找不到任何线索。 文献中最早提到纪念屈原的风俗是东汉末应邵《风俗通》 :

五月五日五彩线系臂者，提供军队，带鬼，以免生病。 也是屈原的错。 把五颜六色的牵线习俗和屈原联系在一起，完全没有粽子的样子。 最早记载为“角黍”的是西晋周处(久居中原(010(3010 ) )的《盛夏的端五、鹞子角黍的烹饪》，“俗称菰叶包黧米，用淳浓灰汁煮熟。 五月五日和夏至日痛快地骂了一句”。 孔子曾称黍为五谷之长。 在这个北方生长的农作物不仅可以作为主食，还可以酿酒。 为了前人在饮食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丰年多黍”，每年盛夏5月——黍成熟之月举行祭黍仪式和新礼仪，“天子以雏尝黍，含桃为耻，先荐寝庙”。 把祭祀祖先和神灵的物品黍献给祖庙。 渐渐地，黍祭祀的传统延续了下来，将其煮熟后用菰叶(茭白叶)包裹成牛角状是粽子的雏形。 形状不是方形，也不是圆形，偏偏是方形，由前人用牛角祭神的遗风传承而来，夏至吃角首领有什么用呢？ 周处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 “盖取阴阳尚相包未分散的时象也”。 阴阳学说理论认为，夏至日是阴阳剧烈变化的日子，用属阴的菰叶包裹属阳的黢米，象征阴阳二气互包不散。 吃了它，有调和阴阳的作用。 随着夏至端午习俗的汇合，方黍被列入端午节必吃名单，但此时屈原却一无所有。

《风土记》本方粟，清干隆、徐扬、绢本设色，长20.7厘米，宽18.2厘米，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黍=粽古称，用菰叶(茭白叶)包裹黍制成牛角状，煮熟后食用。 原本是北方夏至节庆的食物，有调理阴阳的作用，随着夏至端午习俗的融合，黍被列入端午节必食名录

屈原从什么时候开始和端午节吃粽子有关联的？ 这要从南朝梁时吴均写的志怪小说《端阳故事图》说起。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去世后，楚国人民非常悲痛，有一个故事说：“每逢这一天，竹筒里就蓄米，投水祭奠。” 元子投江300年后，到汉代建武年间，有一天，长沙人欧回遇见一个自称屈原的人，对他说。 你们每年都坚持给我祭祀，很好。 但是粽子经常被江中蛟龙偷，我很烦恼。 你们以后祭祀我的时候，“我希望楠木的叶子即使塞在上面，依然是五彩的丝缕。 这两个，也是蛟龙所害怕的。 ”欧回按照他的要求通知周边的民众，一传十，十传百，然后说：“世人做粽子，有彩丝和楠叶。 汨罗遗风也”。

吴均虽然念及皇帝的恩情，但哪里也没有报国的热情，一生都是“奉公”般的闲散官。 这个经历和屈原多么相似啊。 对屈原无限崇拜，在动乱不安的南朝形势下，用志怪小说的形式表现对屈原的爱和赞扬。 有一些细节。 吴均说的粽子是用竹筒储存大米的。 与角粟不同，这与南北方粽子的起源和端午节的风俗问题有关。

我们的祖先很久以前就学会了用火熟食，用大叶植物的叶子把食物包起来用火烧，或者扔进沸水里煮着剥叶子吃。 这是一种曾经广泛存在的食俗，发生在大叶植物广泛分布的南方。 和新切好的竹筒装米加水，放在火上烤熟一样，是南方稻作民族制作食物的古老方式，在很多人看来，这是“端午为龙的节日”，吴越民族为此

“把各种各样的食物，放在竹筒里，或者裹在树叶里，一边扔到水里，一边献给图腾神吃，自己也吃。 糟了。 还在鼓声中划着成龙形的皮艇。 在水上互相竞争的游戏，给了图腾神，也给了自己乐趣。 ”吴越人祭龙的古老习俗，以及北方以方首领祭祖的风俗，都源于前人的生存需要。 但时过境迁，南北方的端午习俗逐渐融合，到南北朝梁宗怀撰《续齐谐记》年，“夏至祭吃粽子，周处称方首领，人称新竹为筒粽”。

北方的黍已统称为南方的筒粽，它们曾是端午节的祭祀用品，南北朝时用来纪念屈原。 到唐代，北方粟被糯米取代，家家户户不仅包粽子，市场上还卖粽子，种类繁多，式样巧妙。

端午节不仅与屈原有关粽子和端午节的起源应该确实在屈原以前。 只是后来没有前人知道它的形成原因，人们就不能理解这些习俗活动的真正动机，根据各自的想象，把它编成新的解说，这些解说附会如果有著名的历史人物和戏剧性的情节，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汉代出现的许多端午起源说中，端午节也与伍子胥、曹娥、越王勾刚等人有关，以伍子胥为例，他比屈原早出生200多年。 原是楚国人，因其家族在楚国受迫害，辗转流亡吴国，帮助儿子光成为吴王闾，受到后者的重用。 吕去世后，伍子胥以辅政大臣身份辅佐吴王夫差，大败越国后，越王梯当请求和解。 夫差答应，伍子胥认为应该一举消灭越国。 若是留下勾当，此后必有灾祸，夫差充耳不闻，反在越人挑拨下授宝剑自生自灭。

死前，伍子胥的家人在他死后挖出一只眼睛，挂在东城门上留下一条遗言，目睹越国军队入吴灭亡。 夫差知道后，暴跳如雷，赶紧命令部下把伍子胥的尸体扔进河里。 之后，企图东山再起，一举消灭了吴国。 传说伍子胥的遗体于公元前484年五月五日被扔进钱塘江，民间普遍认为钱塘江潮是伍子胥指挥水兵淹死丈夫的，伍子胥也成了“潮神”，百姓为此在江上立庙，每年忌日

东汉汉安二年(143 )端午，巫师曹眞在舜江乘船迎接“潮神”伍子胥的仪式中，被狂风卷进了浪涛。 14岁的女儿曹娥数日未能见到父亲的遗体，昼夜沿河号啕大哭，不久投河身亡。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五天后，她的遗体被打捞上来时，乡民们发现了曹娥和父亲的遗体。 乡人为纪念曹娥孝节，将舜江改为曹娥江，以曹娥为水神。 县令听了曹娥的话，大为称赞，报告朝廷，册封曹娥为孝女，并为她立碑(《荆楚岁时记》 )。 碑上写着曹真的死是为了迎接伍子胥，曹娥的死是为了父亲，曹娥的经历再次印证了民间端午迎接吴子胥的传统。

怪不得《曹娥碑》年，《办法淳《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时逢伍君，逆涛而行，水到渠成。 ”斯东吴之俗，事在子胥，无关屈平。 在当时的吴地，伍子胥的号召力比屈原强，至今苏州人仍在端午节纪念伍子胥，缅怀这座姑苏城的建设者。

据越王勾刚介绍，在《曹娥碑》 (东汉吴平着)中，勾刚于五月五日训练水军，为了迷惑吴国对外主张“竞渡”，复兴国家后，越人把五月五日作为纪念他的节日。 屈河后，人们纷纷划船打捞尸体、鼓声惊吓食尸鱼，演变成龙舟，但学者考证，这方面内容的记载并不早于东汉中后期，但屈原溺水前的两百多年“端午节吃粽子、挂五色线惹祸等，与龙舟结合形成了共同的风俗，在晋朝以后，其中重要的影响就是纪念原委投江。 ”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纪念屈原逐渐成为端午节中最重要的内容和端午节的唯一渊源。 这当然与屈原的形象、经历、文品、人品和受后人尊敬、不断神化有关。 反过来说，屈原传说的加入，进一步丰富和升华了端午节的文化意义。 “到了现代，屈原‘狐死首丘’式的爱国适应了民族国家时代的意识形态，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