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生日是7月1日，为什么直到57年后才考证真正的建党日呢？

一大场景

1941年夏，六月流火，地处黄土高原的延安更热。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位于全国抗日大本营的延安正在展开重要讨论。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挤在窑洞里开会，决定这一年正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但是，“一大”召开的具体日子是什么时候？ 20年过去了，毛泽东不记得具体日期了。 他只记得“暑假里很热”，就去问董必武。 因为，在所有“一大”代表中，只有他们两个在延安。

但董老也不能确切说出具体日期，但他一定是1921年7月。

经过讨论，把每年的7月1日定为党的生日，这一天被定为建党节。

次月，即7月1日，延安出版《解放日报》，一版刊登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发表多位领导人的纪念文章。

几年后，新中国成立，当年7月1日，毛泽东发表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有重要文字：“1949年的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二十八年了。”

一年后，胡乔木发表文章《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明确7月1日是党的生日：“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那时，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立党日不是7月1日。

一大会所

开会惊魂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当时这里属于西门区，后属鲁湾区，现属黄浦)。

这里当时是上海典型的石箅门。 用石头做框绑木门，里面是典型的江南两三层小楼，或者四合院，五颜六色的人住在那里。 ——石箅门应名“石箅门”，宁波人称“库”为“箅”，故称石库门。 3354宁波人与上海土著的关系，基本上

这是沿街的石仓门，一楼是客厅，二楼有人住。 房子很新，去年刚竣工。 我丈夫是同盟会员，叫李书城，人当时在日本，家住弟弟李汉俊。

23日这一天，家里聚集了十五六个人左右，大部分都像看书了，大的四五十岁，小的还不到二十岁，还有两个外国人。

他们大部分彼此都很有名，只是没见过面，在一阵骚动中坐下来开始开会。 虽然被称为会议，但是会议的主题、议题、会议的目的其实没有明确的文件，以讨论为主。 其中有一些争论，有时也会吵架。

路过的人经常听到家里发生的争吵，声音最大的是那个俄罗斯人，他总是情绪激动地大声咆哮着，驻足着有事的行人望着楼上。

谁也不知道，包括当时参加的人在内，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着开辟天地的大事。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即将诞生。

毛泽东

较大的参加者共有7人党组代表：

湖南代表：毛泽东与何叔衡； 上海代表：李达和李汉俊； 山东代表：王球美和邓恩铭； 北京代表：张国焘和刘仁静(都是北大学生)； 湖北代表：董必武和陈潭秋； 广东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

这些代表共有12人，有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参加会议的所有人中，年龄最大的是湖南代表何叔衡，45岁，最小的北京大学刘仁静19岁，享年——岁，他也是代表中最后一个去世的。 他于1987年8月5日在北京死于交通事故。 两个外国人中，一个是尼克尔斯基，一个是苏联人，另一个是英国记者马林，隶属于上海《东方经济学家》杂志。

其中，必须把焦点放在马林身上。

马林为成立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带来了不少麻烦。

但是马林不是英国人而是荷兰人，也不是记者，而是代表第三国际的革命家。 因此，他在春节从欧洲出发前往中国的途中，受到各国“重点照顾”，他的伪装身份早就被各国掌握，并被中方通报。 要不是中方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予以重视，马林早就坐牢了。

但中国上海的工部局必须赢得秀气的存在感，他们一直在近距离监视马林。

大的代表铜像

会议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开着，直到30号马林才再次出现在会场。 这次，他明确提出了几个原则。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领导下的支部，在路线上和组织上都要服从国际领导。

会议中，一个人突然冲进来。 李汉俊问你在找谁。 他说在找什么王主席，四下看了看，又说走错了地方，慌慌张张地出去了。

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马林很快就闻到了危险的气味。 他本能地认为这个可疑人物是上海当地的“箱包咨询”(线人)，马上宣布会议中止，所有代表马上撤离。 只有李汉俊是房东弟弟，去不了，陈公博留下来和他聊天。

果然，过了一会儿，法国巡逻队来到会场搜查，询问是否从日本回来，结果什么也没发现，什么也做不了。

马林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个擅自闯入的人，确实是巡察的人“在包里听”，也就是巡察室侦探程子卿。

这样搅拌的话，会议就不能继续下去了。 李达的夫人是浙江嘉兴桐乡乌镇人，安排大家坐火车去嘉兴南湖，借了一个画舫继续开会，在这个画舫上最终大功告成。 至此，中共——画舫就是有名的南湖红船。 如果现在去南湖的话，可以看到它的复制品。

嘉兴南湖红船

包括列席者在内的大参与者，各自有着不同的命运。

让我先谈谈两个外国人。 马林的祖国荷兰在二战中沦落为德国铁蹄。 马林坚持抗战，不幸被捕，1942年慷慨就义。 尼基斯基在那之后于1938年被误判为间谍罪，被诬陷杀害。

王球美、邓恩铭、陈潭秋、何叔衡四位前辈，有的因劳累过度生病去世，有的因革命牺牲，没有看到新中国的太阳。

刘仁静、李达、李汉俊很快就离开了革命队伍。

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走上历史的对立面，定格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87年8月5日早晨6点左右，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翁拿起木剑，准备去马路对面的北师大练剑，不幸在过马路时被一辆公交车撞倒，倒在血泊中。 在这次交通事故中去世的老人，是当时北大有名的学生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大参与者刘仁静。

他是当年最小的代表，也是最后去世的代表，至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全部离开了这个世界。

会议最后一天搬到嘉兴南湖的画舫

根据谢觉哉的回忆，一大不可能在7月1日召开小时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末，从大的召开开始已经过了57年，会议是什么时候召开的还不清楚。

有一天，一群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看到了谢觉哉老人的日记。 这本日记写于1921年6月29日，《http://www.Sina.com/》——谢老为什么用了5个圆？ 当时的白色恐怖很严重，不能坦率地说，这五个圆的意思是“共产主义者”。

是什么？ 毛两个人从长沙出发去了上海。 而且，他们也不是坐飞机或高铁去上海，而是坐轮船江东下——天的时间。 不能坐船从长沙去上海。 按照当时轮船的速度，最早也要7月4日以后才能到达上海。 加上其他代表抵达上海的时间，只有张国焘、王瓋美、邓恩铭三人于7月1日抵达上海。 因为其他人正在路上，所以会议不能在7月1日召开。

1952年，谢老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O之招。1921年6月29日特记。

日记和谢老之后的回忆吻合了。 这表明7月1日不是大的举办日，不是真党的生日。

那么，一大盛会真正的举办日是什么时候呢？

毛泽东和董必武在开国大典上

弄清这个经过的关键是陈公博。

陈公博参加过一次大会，也是党的创始人，但他不久就背离了革命，在抗日战争期间跟随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 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取代汪逆成为中国最大的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处以死刑。

陈公博死前一年曾出版过一部名为《寒风集》的散文集，书中记述了另一件可怕的谋杀案。

当天，法国租界巡察程子卿“误闯”会场后，晚上，陈公博和他的新婚夫人回到大东旅社休息。 天亮的时候，突然听到枪声和呼叫，看了报纸才知道原因。 "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刻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另一篇回忆录中，陈公博注明了这起血案的具体日期：《http://www.Sina.com/》——发表于《新青年》第9卷第3号，名称为《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陈公博的好朋友、一起参加会议的周佛海也有回忆文章，但没有提到具体日期。

根据这个线索，历史学家们一动不动，都是谋杀案，上海当地报纸没有理由不报道哦。 于是，他们去查了那年的旧报纸，结果，谜题真的被他们揭开了！

《申报》

在旧上海的报纸上，两家报纸报道了这个事件。 其中《新闻报》的标题为《大东旅行内发生谋杀案》，《申报》的标题为《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少妇》，提及本案发生时间时异口同声地说7月31日。

这很明显了。 7月31日凌晨孔阿琴被杀事件发生，第一天7月30日是代表们在上海召开的最后一天会议，因陌生人入侵改为嘉兴南湖。 接下来需要确定的是前进。

学者们看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宝贵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唤孔阿琴，男的名字我已忘记，是一个洋行的西崽。"

假设这个资料是正确的，从7月23日开幕开始，7月30日在上海开最后一次会，可以转战嘉兴南湖红船吗？

结合各种资料，特别是当事人的回忆，如果会议于7月23日开幕，提前两天整理资料，起草文件，之后的会议用了六天时间。 在上海一共8天，直到7月30日法国租界的巡警闯入，马林宣布休会，第二天上午7月31日孔阿琴在大东旅社被杀……

安全到达了！

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召开的具体时间终于明确了。

一大会所

7月31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一个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会议场地也是个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所以大上海经历了沧海桑田，变化很大，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董必武对上海都不是特别熟悉，所以会场也是一个难题。

但这个难题早在50年代就已经破解，这与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有直接关系。

1959年，为了迎接建党30周年，当时的上海市委决定找一个当年大的会所。 陈老总特别关注这件事，专门成立了地址搜索小组负责这件事。 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最终找到当事人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在她的帮助下确定了会议地址，毛泽东和董必武确认后，会议地址得到圆满解决。

由于一大召开的特殊性，没有保留书面会议文件，给以后的史料收集工作带来了许多难题。 其中之一是，出席者到底有多少人。 12个还是13个？

最终代表人数为13人，其中包惠僧很特别。 因为他不是哪个省的代表，而是陈独秀的个人代表。 包惠是革命初期的重要人物，大革命中转周恩来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脱离革命阵营，新中国成立后从澳门回归祖国，1979年病逝于北京。

最后，让我来谈谈惹祸上身却当机立断中止会议的荷兰人马林。 他其实对大型举办很有贡献。 代表们每人一百元的旅费都是他从第三国际筹来的，大的是他推动举办的，会议是他主持的，第一个纲领是他起草的。 (即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许多革命家对马林的印象非常深，第三国际革命家罗易对他评价“除了开会的具体日期外，还有开会地点和参会人数，也是费了些周折才弄清楚的”，毛泽东对他评价很短“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列宁对马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