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国际观察）永远的伤疤——起底美国违背人性的人体试验

新华社记者李雯

2022年12月，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承认，该校工作人员在上个世纪利用囚犯进行了“不道德的医学实验”。 2022年10月，美国费城市就上世纪在监狱开展“不道德医学实验”一事道歉。 2010年10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性病的秘密人体实验向危地马拉道歉……

多年来，美国每小时都有新的人体实验丑闻曝光。 这些实验突破了道德界限，给医学史带来了永久的创伤，正如当时危地马拉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谴责的那样，是“违反人性的犯罪”，也是“揭示美国医学面貌的唯一利益”。

“黑暗的印记”

20世纪70年代，当艾伦霍恩布卢姆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监狱系统担任文化教员时，他很快就意识到高墙后少见或令人毛骨悚然。 在费城东北部的霍姆斯堡监狱，很多囚犯的背上“打着补丁”或者缠着纱布。 霍恩布卢姆后来大吃一惊，发现这些人是这座监狱长期人体实验活动的“老鼠”。

“这是费城历史上一个非常黑暗的印记。 ”霍恩布卢姆日前在霍姆斯堡监狱外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霍姆斯堡监狱是上述不道德人体实验的现场之一，霍恩布卢姆于1971年在费城监狱系统工作。

历史记载，从1951年到1974年，该监狱上百名犯人成为人体实验对象，故意暴露在药品、病毒、霉菌、石棉甚至二恶英中，用于皮肤病、生化、制药研究，研究

据霍恩布卢姆称，霍姆斯堡监狱“可以说是‘当时’美国最大的人体实验中心”。 实验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者艾伯特克里格曼主办，研究对象几乎都是非洲裔囚犯。 “这些囚犯大部分没有受过多少教育”。 他们不被告知体内注射了什么或涂了什么。 为了换取微薄的报酬，他们不得不忍受皮肤发痒、出疹子、发热等各种症状，虽然有些人发生了气质的变化，但没有人治疗这些副作用。

“当克里格曼走过监狱的大门时，他看到的不是囚犯，也不是人，而是他嘴里那些叫‘一亩皮肤’——的人在社会经济的最底层，”霍恩对记者说。 1993年，霍恩布卢姆放弃了在费城警长办公室的工作，研究并揭露了这段“黑历史”。 他把关于这个监狱人体实验的第一部著作命名为《一亩亩皮肤：霍姆斯伯格监狱人体试验》。 这本书于1998年出版后轰动一时，一些曾经的人体实验受害者明白了自己经历了什么。

之后，霍恩布卢姆遇到了非洲裔男子爱德华安东尼——霍姆斯堡监狱的“小白鼠”之一，将他的遭遇写成了第二本关于该监狱的著作《被科学惩罚：一个黑人在美国入狱服刑的故事》，并于2007年出版。 霍恩布卢姆说，这些实验“基本上毁了安东尼的生活”。 他像其他受害者一样，对美国的医生和医疗机构非常不信任。 就像阿拉巴马州“塔斯基梅毒研究”的受害者一样，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是如何被利用和虐待的。

“塔吉克梅毒研究”对美国黑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记忆。 从1932年开始，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基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招募了600名黑人男性作为受试者，包括399名梅毒感染者和201名对照组健康人，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的危害。 参加这项试验的护士尤妮丝里维斯说，患者们免费接受的所谓“治疗”，实际上只是几片维生素和阿司匹林，即使在青霉素广泛用于治疗梅毒之后也是如此。 实验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这些患者接受任何治疗，从而保证研究的“一致性”。

该研究自1972年被媒体曝光以来中止，当事人隐瞒真相40年，许多受害者及其亲属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 1972年美国媒体首次披露此丑闻时，参与实验的患者中28人直接死于梅毒，约100人死于并发症，40名妻子感染，19名孩子出生时感染梅毒。

近年来，类似的情况层出不穷。 2022年12月，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进行了数十次“不道德的医学试验”，包括该校两名皮肤病学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旧金山附近的一家监狱医院，将杀虫剂和除草剂涂在受试者的皮肤上，或通过静脉注射注入体内校方承认，在告知犯人并征得其同意的基础上，这些实验“有问题”。

伸向世界的“黑手”

2010年10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致电危地马拉总统科洛姆，就60多年前的秘密人体实验道歉。

原来，1946年至1948年，美国研究人员在危地马拉监狱进行人体实验，在受害者不知情或未经受害者许可的情况下故意感染梅毒和淋病。 然后，对象接受青霉素治疗，测试青霉素是否有治疗或预防效果。 到2009年，医学史专家整理已故美国医生约翰卡特留下的资料，发现了危地马拉监狱内惊人的历史。

2011年，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发表报告称，20世纪40年代，美国研究人员在明知违反伦理标准的情况下，承认危地马拉1300多名囚犯和精神病患者感染了梅毒等性病。 考试中，83名被试死亡。

受害者参与美方诉讼的危地马拉医疗调查员巴勃罗维尔纳对新华社记者说，这一秘密人体试验不仅直接危害受害者自身身心健康，也直接危害后代。 部分受害者的后代会因颅脑损伤而出现行为紊乱、精神分裂和其他精神或心理疾病。

“我发现很多梅毒患者的孩子直接受到影响。 有些人容易发生早期流产，很多人不能生孩子。 许多孩子一出生就感染梅毒，有些孩子三四个月就夭折。”维尔纳说。 他说，许多受害者或其家属至今仍不应该赔偿。

尼日利亚政府起诉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公司的事件也备受关注。 1996年4月，尼日利亚北部卡诺州麻疹、霍乱、脑膜炎流行，3000多人死亡。 辉瑞公司向该地区派遣了“志愿者医疗队”，在此过程中对约200名儿童进行了抗脑膜炎新药“特洛芬”的药物试验。 随后，尼日利亚政府指责辉瑞公司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进行了这项实验，造成11名儿童死亡，其余181名儿童留下耳聋、颅脑损伤、失明和瘫痪等后遗症。 辉瑞否认了所有指控，并表示相关计划当时得到了尼政府的批准，称造成这些后遗症的是脑膜炎而不是特洛芬。 2009年，双方达成和解，辉瑞同意支付7500万美元，其中3500万美元用于赔偿受害者。

尼日利亚科学院前院长、病毒学家奥涅瓦莱特莫里告诉新华社记者，他对那场悲剧印象深刻，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 托莫里说，辉瑞当时正在对尼日利亚儿童进行药物试验，由于患儿父母寻求医生，他面临危险。 “他们(辉瑞)来这里进行了不符合医学伦理规范的药物试验。 他们声称受试者充分知道并接受了药物试验的可能结果，这不是真的。 他们显然不恰当地利用了疫情的严重性和被调查者父母的无知。 ”

到了21世纪，这种不道德的人体实验依然发生。 2017年，美国人权保护医生组织发表了调查报告。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911”事件后，开展了“违法、不道德”的所谓“强化审判”研究，医学专家设计和试验了包括水刑、睡眠剥夺在内的各种“拷问技术”，为研究拷问效果收集了数据，将“研究成果”提供给被监禁者在报告列举的一个案例中，对一名囚犯的酷刑手段极其残酷，小组工作人员被警告“为前所未见的事做准备”，其中一些人受到强烈刺激，哽咽哭泣。

2022年以来，俄罗斯明确美国在世界上资助或管理了数百个生物实验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其中一些实验室被指控进行人体实验并死亡。 俄罗斯微生物学家伊戈尔尼柯林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在别国领土上操作数百个军事生物实验室，为此花费了数十亿美元。 那就是美国。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阿德希尔表示，美国在世界管理的生物实验室中保密，外界不知道它们的目的和运行状态，具有军事背景的神秘实验室对世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一些历史案例表明，美国操作的生物实验室出现了安全问题，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违背人性的犯罪”

在美国进行的上述不道德的人体实验违反了医学的最基本原则——不造成危害。 国际上有关医学人体试验的《纽伦堡法典》和《赫尔辛基宣言》等文件，明确了相关原则。

美国纽约大学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说，针对二战期间纳粹在集中营进行人体实验的罪名，战后制定的《纽伦堡法典》规定，在人体上进行实验必须征得受试者的同意。 这是对人的尊严和自主权的根本尊重。

“美国医学界最初无视《纽伦堡法典》的限制，认为这些规范是科学探索过程中的障碍，没有遵守。 ”霍恩布卢姆说：“非常‘聪明’的人无视医学伦理，将其作为束缚和问题，这是美国监狱等地很多人被当作试验品的理由。”

据美国人权维护医生组织称，中情局酷刑技术效果研究计划是未经被关押者同意进行的，美国医学专家在资助酷刑这一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对另一项犯罪，即被关押者进行人体实验。 这是《纽伦堡法典》制定以来“美国医学专家违反医学伦理最严重的行为之一”，也是“违反美国法律和国际法”。

社会调查者克拉拉德帕斯跟踪调查了美国在危地马拉的秘密人体实验，他说，进行这些实验的美国医学家没有警告违反《赫尔辛基宣言》基本原则的受试者发生的危险和危险性。 危地马拉总统科洛姆谴责这些实验是“违反人性的犯罪”。

托里认为，辉瑞在尼日利亚进行的实验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药物试验的规范，也违反了医药企业应该遵守的医学伦理。 赔偿对辉瑞来说算不上什么大损失，但这一事件给尼日利亚人民留下了长久的痛苦记忆，许多当地人至今记忆犹新，对外国药物和疫苗产生了疑问。 这也影响了包括新冠接种疫苗在内的尼政府进行的历次接种疫苗行动。

毕竟，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其他国家，许多进行秘密实验的美国研究者都不把试验对象视为平等的人。

“这些囚犯基本上都被遗忘了。 像是实验室里的大鼠和狗，或者猴子和猩猩。 ”霍恩布卢姆对霍姆斯堡监狱的人体实验受害者这样说。

德国派指出，美国研究人员对危地马拉人非常不尊重，在实验记录中被称为“低人一等”。 “(危地马拉方面提起的诉讼，由于危地马拉和美国的关系不平等，悬而未决。 ”德国派说，“这种不平等不仅出现在两国关系中，也出现在美国企业与危地马拉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更不用说是受影响的群体，即弱势群体或不受尊敬的群体。 (参加记者：孙丁、张墨成、赵冰、郭骏、吴昊、朱雨博、谭晶晶)。

来源：新华网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