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说农历三月二十三出生,文殊菩萨信仰及早期形象传承考证
（图1）
五字文殊像，合金铜嵌银嵌红铜嵌宝石
帕拉王朝，11世纪
高约14cm,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梵语中“Majur”是所有文殊菩萨的总称，音译为“曼殊室利”(或文殊师利)。 “Maju”被意译为“美丽、甜蜜”。 “r”被意译为光辉、神圣、成功、皇室的意思。 所以，“Majur”的意思是“可爱(法王子)，特别的胜利之光”。
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稔菟罗国……有三窣塞波，且为恕王而建……曼殊室利诸菩萨窣塞波等。” 可见那时文殊菩萨的信仰很盛行。
据《文殊师利般涅槃经》(majurparinirva )记载，文殊菩萨是舍卫国的多罗聚集在梵德婆罗门的孩子。 生于母亲右肋，体紫金色，初生会说话，在佛祖座下出家学道，“居首楞严三昧，造福伉生”。
在佛教信仰中，文殊菩萨的地位十分尊贵，他居诸菩萨之首，是大乘佛教中仅次于佛陀，是佛教中最伟大的菩萨之一。 他是一位具有非凡智慧的神，人们相信拜文殊菩萨会被赋予知识、智慧、超强记忆力和雄辩才能。 佛教信徒相信拜望他能让自己掌握更难懂的佛教经文。 当然，文殊菩萨的信仰在佛教世界非常盛行。
大乘佛教尤其是密教中文殊菩萨有着各种各样的形象和相应的供养方式。 这些意象大多不能简单地根据坦托罗经文来定义，而要根据默读的真言来观察完美的意象。 笔者试图通过对中外史籍和各种研究成果的分析比较，阐述文殊菩萨这一重要智慧之神的信仰和形象的产生，列举各种著名的形象分类，分析其在我国的早期传播。 这对全面理解文殊菩萨信仰的起源很有意义。
一、文殊菩萨信仰的早期佛教
典籍记载
（图2）
四臂五字文殊像，合金铜泥金
西藏，12世纪
高35cm,拉萨布达拉宫藏
在佛教经文中，文殊菩萨是第一个被提到“菩萨”的神。 很难确定文殊菩萨信仰起源的最初时期。 中文记述中最早提到文殊菩萨的典籍是公元150年左右安世高(Parthamasiris )翻译的《佛说宝积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 迦太基(kyapamaga )、竺法兰) Dharmaratna )在白马寺翻译的第一本汉译佛教典籍《四十二章经》问世至今也不过百年。
大约在公元167年，支娄迦谟翻译了另一部典籍《文殊师利问菩萨署经》。 上述《文殊师利般涅槃经》封信由竺法护(Dharma-raka，)带入中土，后由聂道真翻译成中文，年代应在公元3世纪后半叶。 翻译的是后秦时代(公元384-417年)的《极乐庄》
严经》（Sukhā vatī Vyūha）也多次提到文殊菩萨的名号。在以梵文写本保存下来的佛教典籍中，文殊菩萨的名号见诸于《圣文殊菩萨根本经》（Ārya-Mañjuśrī-mūlakalpa），此经书虽编辑于公元8世纪左右，但B.巴塔恰利亚等学者认为其中的核心内容可以上溯于公元2世纪左右。之后，在成书于公元3世纪左右的《密集金刚续》（Guhyasamāja Tantra）中至少四次提到文殊菩萨，另外有三次提到文殊金刚（Mañjuvajra）。而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在此时期的所有典籍中几乎无迹可寻。由此可以判断，文殊菩萨在佛教众神殿中的出现早于其他后来知名的佛教诸菩萨。
文殊菩萨在佛教中的地位高崇，然而关于他的来历却讳莫如深，他不像其他佛教诸神那样有着清析地历史或神话传说背景。在巴利文的三藏著录或非大乘佛教的早期经典中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而在大乘佛教中，文殊菩萨显然是一位非常成熟的十地菩萨，却依旧在最早期的梵文经典中没有关于他的来源记载。虽然缺乏明显的起源演化轨迹，关于文殊菩萨的来历还是可以从其名号、样貌特征及属性中一探究竟。
文殊菩萨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称号-语自在（Vāgīśvara）。“语自在”的本身含义是辩才无碍，也特指掌管演讲辩论的神灵。《成就法鬘》（Sādhanamālā）第六十九篇与第七十篇成就法中列出了他的明咒“Oṃ Vāgīśvara huṃ”，信众修持这种明咒的文殊菩萨须观想特有的一种文殊形象，这种形象的文殊菩萨就叫“语自在文殊”，我们在后文中将详细描述。奇妙的是我们在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梵天”的诸多名号中也同样发现了这个称号。梵天在印度教中除了创造世界外，同样被当作智慧之神受信众的供养朝拜。
梵天还另有一个变化身叫梵童子（Brahmā Sanatkumāra），又名永童仙人，以相貌永葆青春年少著称。梵童子的特质之一就是能言善辩，其演讲时声音动听悦耳，常使聆听者欣然陶醉。而“梵童子”很早就被吸收入佛教序列。在以巴利语写就的南传佛经《阇尼沙经》（Janavasabha Sutta）中提到：“大梵王即化作童子，头五角髻，在天众上虚空中立，颜貌端正，与众超绝。身紫金色，蔽诸天光。”在提到梵童子讲经时又言：“其有音声，五种清净。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彻；四者其音深满；五者周遍远闻。具此五者，乃名梵音。”在早期巴利文经典《大典尊经》（Mahāgovinda Sutta）中也对梵童子的这种五角髻（Pañcasikha）造型进行过仔细的描述。
由以上经文记载我们不难看出文殊师利与梵童子的极度相似性：他们都具“青春童子”、“身色紫金”等面貌特质；他们都擅长讲经说法且音质动听；同时，头梳五髻的形象也都是他们的特征之一。而在文殊菩萨呈现五髻童子形象时，他的专属名称是妙太子（Mañjukumāra）。
在印度教典籍《奥义书》（Upaniṣad）及《往世书》（Purana）中，梵天的伴侣是辩才天女（Sarasvati），她也一样具有动听的嗓音和善辩的特质。无独有偶，在密宗佛教典籍中，辩才天女是文殊菩萨的眷属。这一定不是单纯的巧合。
迦希吉夜意译为六面子，又称塞建陀（Skanda,此亦为韦驮天的原型）、鸠摩罗（Kumāra意译童子）、善梵，是印度教湿婆神与雪山神女的儿子。他的形象是俊俏英武的少年，是古代印度神话中的战神。也有传说他是火神和恒河女神之子。少年时的迦希吉夜曾率领天兵天将，除掉号称无人能敌的阿修罗王多罗伽，从此声威大振。大梵天也最终承认他为印度教的最高战神。迦希吉夜的崇拜尤为流行于南印度，后来他被大乘佛教吸收为护法神。
迦希吉夜的文献历史可以追述到吠陀时期，在大多数神话中他的坐骑为孔雀，除了正常的一面二臂形象，他还有六面六臂形象，常用武器为长矛和弓箭。
最早追溯到公元300-500年的《诃利世系》（Harivamsa）,是《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的续章，这部书的主要内容是对婆罗门教诸神特别是毗湿奴与黑天的赞颂。在《诃利世系》中把梵童子等同于迦希吉夜。《圣文殊菩萨根本经》将迦希吉夜和文殊师利的名号统一起来，称为“迦希吉夜—文殊师利”（Kārttikeya-Mañjuśrī）。同时提到战神迦希吉夜的坐骑是孔雀。同一部著作中还包括迦希吉夜—文殊师利明咒，其中不乏对文殊师利的赞美。而在一些佛经中文殊师利也被称为战神鸠摩罗。法国佛教研究学者玛尔赛勒.拉露（Marcelle Lalou）由此认为，文殊菩萨的这个称号借用自印度战神迦希吉夜，按照他的观点，文殊师利与迦希吉夜有许多对应一致的地方。
在云冈石窟第八窟拱门西侧以深浮雕方式刻画了一尊五面六臂的迦希吉夜（图5），他以游戏坐姿端坐在一只孔雀身上，他的两只上臂分持日月，两只中臂分持弓箭（中右手残缺），左下手当胸持一只飞鸟，右下手在右腿上呈握持状。从孔雀和弓箭我们可以判断这应该就是战神迦希吉夜，那么他本应该是六面形象，最后一面极大的可能位于背后，在浮雕作品上不好表达。
此件公元5世纪后期的雕像完美的呈现了早期印度密教初传中原后与本土文化艺术的融合。造像富于动感又极具气势，很好体现了作为佛教护法神的迦希吉夜的内在气质。印度学者B.N. 玛克赫吉在其发表的《中国佛教图像学中文殊菩萨与迦希吉夜的关联》一文中对云冈石窟的这件雕像与迦希吉夜的形象进行了类比，他认为云冈石窟中的形象应该是某种迦希吉夜的变化身，已经超脱它本身的定义而应该被称为“迦希吉夜-文殊”（Kārttikeya- Mañjuśrī）或者“文殊-迦希吉夜”（Mañjuśrī-Kārttikeya）。
笔者虽然并不完全赞同玛克赫的观点，但是由此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迦希吉夜作为佛教的护法神很早就传入中国，他在密教早期对文殊菩萨的各种形象起到了粉本模板的借鉴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而文殊师利对迦希吉夜形象的借鉴很可能发生在后者的形象刚刚传入中国之前甚至更早。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多臂文殊菩萨手持的弓箭，以及偶然出现的坐骑-孔雀应该都来源于迦希吉夜。除此之外，迦希吉夜的标准配饰--项链正中的方盒状宝石饰品以及配饰在两侧的弯钩状虎爪饰物也都出现在了早期东北印度的文殊菩萨身上。还有，二者的面貌皆呈青春童子状。
Pañcaśīkha一词的梵文本意为五峰、五髻，他也泛指头结五髻的修行者，同时，它还可以直译为“五峰山”的称谓。作为人物出现的般遮翼是古代印度神话中乐神乾达婆（Gandhabbā，男性飞天）之子，他以头扎五髻而得名。因其擅长音律和乐器，尤其嗓音优美动听，经常受邀为诸天演奏和歌唱。佛教典籍中也经常提到他：《佛说长阿含经》第十卷第二部分中“释提桓因问经”有载：释提桓因（帝释天）欲恭请释尊前来忉利天宫说法，命般遮翼“于前鼓琉璃琴娱乐世尊”，般遮翼“持琉璃琴于先诣佛。去佛不远，鼓琉璃琴，以偈歌....” 又记“世尊从三昧起，告般遮翼言：‘善哉！善哉！般遮翼，汝能以清净音和琉璃琴称赞如来，琴声、汝音，不长不短，悲和哀婉，感动人心。’”般遮翼为表达对世尊的知遇赏识和无比尊重，从此立誓“不复语”。
而文殊师利广为人知的个性中亦有善于演讲且声音悦耳动听的一大特征，他的许多称号明显是赞颂他的音质优美：其中曼殊伽沙（意译为绿文殊Mañjughosha），意为“动听悦耳的声音”，文殊菩萨的另外几个名号Mañjusvara、Mañjurana，也都是“甜美的声音”的意思。按照英国学者大卫·施耐尔格罗夫（David Snellgrove）的观点，乐神般遮翼最初叫般遮翼-曼殊伽沙 （Pañcaśīkha-Mañjughosha），曼殊伽沙是表示般遮翼的音质悦耳，后来这个名字倒了过来，成了曼殊伽沙-般遮翼（Mañjughosha- Pañcasikha），由此般遮翼成为一位名叫“曼殊伽沙”的人物的别称。
玛尔赛勒·拉露由此认为般遮翼和文殊师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甚至是文殊起源的重要脚本。大卫·施耐尔格罗夫则认为曼殊伽沙一定是文殊师利最初的名字，是自般遮翼借鉴而来。比利时学者瓦雷普散（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也持相同观点 然而这两位学者都没有给出充足的理由和证据。
综合上面所有的信息，笔者认为作为佛教中最为重要的菩萨之一--文殊师利的起源，本身是大乘佛教为宣扬教义同时也是佛教亲民世俗化宗旨的必然，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创造是因自身需要而自发的、独创的。当然，他在从无到有的实体化过程中最大限度的借鉴了梵天神的诸种特征（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观音菩萨借鉴毗湿奴神的某些特征）。而迦希吉夜和般遮翼可能只是丰富了文殊师利的外貌和装饰特征，而把后两者作为文殊起源观点的学者明显从根本上忽略了文殊菩萨普扬智慧、传授知识、断除执念的基础佛性，其论点和论据都是不太能站住脚的。
五台山，又名清凉山，五峰山。北魏郦道元（？－527年）在《水经注》中记载：“其山五峦，巍然迥出群山之上，故谓五峰。”又有记载：“薄池水西注五台山北。其山五峦巍然，故号五台。”从中可以看出至迟在北魏时期“五台山”的名字就已经存在。
《文殊师利般涅槃经》描述，文殊曾参访喜马拉雅山，度化五百仙人。之后，文殊师利以无量神通、无量光入般涅槃，经名由此得来。据说，文殊逝灭后的舍利最终被带到“香水山”，受到无量天道众生、龙和夜叉的崇仰。拉莫特认为，香水山即是香山（Gandhamadana），它是喜马拉雅山的一部分，是印度北部传说中的“五峰山”之一。这是文殊的名字第一次与“五峰山”相连系。
随着佛教传入中原地区并日渐声隆，许多原来纯粹存在于印度本土地域概念的佛教人物及与其相关的地理附属也悄然转移到中原地区。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就是最好的例证。中文版的《华严经》（mahā-vaipulya-buddhâvataṃsaka-sūtra）是把文殊师利与五台山联系起来的最早经典。公元421年，天竺僧人佛陀跋陀罗（Buddhabhadra�~429）在南京翻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其中《菩萨住处品》中记到：“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常为说法。”
另一部由菩提留支（Bodhiruci）于公元710年译成中文的著作《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中明确提到了五台山的典故：释迦牟尼告诉金刚密迹说 :“于我灭度后, 于此南瞻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mahācīnasthāna）。其中有山，名曰五顶。文殊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及有无量天龙八部围绕供养。”
在尼泊尔著名的《斯瓦扬布往世书》（Svayambhū-Purāṇa）中，也特别提到：来自中国五台山（Pañchaśīrsha）的文殊菩萨来到尼泊尔，他开山疏水，创造了加德满都河谷，为尼泊尔带来了文明。至今，尼泊尔佛教徒仍然相信位于加德满都河谷的文殊菩萨庙（Mañjupattana）是由文殊师利菩萨亲手创建的。而在B.巴塔恰利亚的《印度佛教图像志》中对应文殊菩萨的部分中也收入了这一传说。
最迟到公元6世纪末，五台山已经成为整个佛教世界的朝圣中心。据传克什米尔的著名僧人佛护（Buddhapālita，约470-约540）因寻访文殊菩萨曾经拜谒过五台山。8世纪时与莲花生一道将密宗传入中国西藏的无垢友（Vimalamitra毗玛拉密扎）据说也朝拜过五台山。日本求法僧圆仁也于840年专程去五台山朝圣文殊菩萨。用梵文书写的《室利佛逝传》中也提到了中国的五台山：“天竺人民赞美中国”，“智慧文殊目前在平正（中国），他保佑着那里的人民。因此我们应该尊敬并赞美那个国家。”这进一步佐证了整个佛教世界的文殊信仰已经被根深蒂固的定位在了五台山。
在佛教仪轨中，不同类别的男女众神都将自己的渊源归于五方佛部。而文殊菩萨由于其独特的专属地位，他本身被视为禅定佛。而在族类归属上，他更多被划定为蓝色的不动佛族类，不过也偶尔会被划入红色的无量寿佛族类中。在不同的族群中，文殊菩萨的身色也截然不同。
《成就法鬘》（Sādhanamālā）中共有四十一篇成就法描绘各种形象的文殊菩萨。他一般展现两个鲜明的专属特征：其一：右手持剑，左手持般若经书。宝剑象征着斩断痴愚和障蔽，般若经书象征文殊菩萨所拥有的无限智慧。有时这两个象征会被分置在文殊菩萨左右肩上绽放的莲花之上。其二：在多臂形象中，左右各有一手分持弓和箭，这同样是无上智慧及方法的象征。
文殊菩萨随侍中有阎魔敌（Yamāri）、善财童子（Sudhanakumāra），有时他还会被日光菩萨（Sūryaprabha）、月光菩萨（Candraprabha）、髻设尼（Keśinī）优婆髻设尼Upakeśinī四位神祇伴随。
与观音菩萨相类似，文殊菩萨在信仰传承过程中也分化产生了很多不同造型、不同仪轨、不同名称的形象样式。按照现代印度学者钱德拉（Lokesh Chandra）博士的最新统计，在包含了文殊菩萨在中国内地甚至在日本、韩国的不同演化形象后，总共有106种不同的文殊形象及名称被收录入他的《佛教图像学词典》中。
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些常见的文殊菩萨形象：
五字文殊是佛教图像学中最为常见的文殊形象，无论是在大乘佛教还是密教中，五字文殊都非常常见。
《成就法鬘》中有八篇成就法用于专修这种文殊菩萨，对他的形像作了简要的概括：菩萨呈金刚跏趺坐姿；他右手高举吐火智慧宝剑，左手在胸前握持一部经书。在更复杂的组像中主尊身旁会侍立着他的四位伴神，分别是髻设尼、优婆髻设尼、日光菩萨与月光菩萨。主尊与这四位伴神分别生成于“A”、“R”、“P”、“C”和“N”五大种子字符。五字文殊是其中中央的主神，其他四位分别代表四个方位的伴神。五字文殊的身色有白色和红色两种。
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五字文殊金铜造像形象比较常见，但在早期印度艺术中却相对少见。从流传的佛教艺术品的对比研究发现，它在西北印度区域中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东北印度区域。推测这和不同称谓的文殊师利的信仰崇拜和传播有关。
印度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尊公元九世纪出自那烂陀的五字文殊造像（参见图8）。文殊端坐在一朵双层覆莲上，其高举的右手挥舞着宝剑，左手当胸握持《般若波罗蜜多经》；他佩戴一串虎爪项链，头戴宝冠、装饰臂钏、手镯、脚镯，下身着裙；双耳的耳珰形状不同。冠冕上有五方佛小像，一尊在冠顶发髻的正前方，其余四尊安放在宝冠冠叶上面对四大方位。
造像正前方底座有部分缺损。背后的底座在莲台下方两侧妆饰着两只孔雀，可以推测前方缺损的部分应该图案类同。孔雀在这里出现应该是代表文殊菩萨的坐骑，这种配置在后期，尤其是我国西藏和中原流传的造像中已经非常少见。
另外一尊公元十四世纪的西藏五字文殊造像（参见图9）收藏在瑞士莱特博格博物馆。菩萨高举的右手挥舞着智慧宝剑；左手当胸结说法印拈莲枝，左肩上开敷的莲花上托着一部经书；他头戴宝冠，身上装饰各种珠宝，下身着裙；双耳装饰复杂华丽的耳珰；冠顶装饰金刚杵。整尊造像具有明显的尼泊尔工艺特点。
《成就法鬘》中有四篇成就法描述过白文殊这种形象，这足以说明它的普遍性。其中有一则禅定法对白文殊的描述如下：
“白文殊端坐在月亮支撑的月轮上，光照世界。他一面，双臂，身色白；呈金刚跏趺坐姿，佩戴神圣饰物；头上装饰有五方佛的小像…；其左手持夜莲花，右手结施予印。众女神向白文殊菩萨冠冕上的不动如来顶礼膜拜。”（《成就法鬘》第140页）
与此篇成就法描述略微不同的是-历史遗存中的白文殊造像多为站姿形象。
白文殊与世尊观音的形象十分相似难以区分，因为这两位白色身的菩萨都有站姿和坐姿两种形象，他们都是右手结施予印，左手持莲或乌巴拉花花茎。白文殊冠饰上装饰的是一尊不动如来像，而世尊观音冠饰中是一尊无量光如来像，这是辨识它们的最重要区别。白文殊的组像中会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髻设尼和优婆髻设尼四位伴神，而世尊观音的伴神一般为度母和马头明王两位。白文殊胸口的项链常有对称虎爪装饰，世尊观音的装饰物中偶然会在左肩出现斜披的仁兽皮。这些都是白文殊和世尊观音形象上的不同之处。但如果两位菩萨均无眷属陪伴，冠顶也无装饰化佛，颈部的项链也无特殊之处的话，那么我们就找不到可靠的辨识依据。
一尊颇具那烂陀风格的公元八世纪白文殊石刻立像现藏于新德里的印度国家博物馆（参见图10）：白文殊站在莲台上，右手结施予印垂于右腿外侧；左手在左胸外侧持夜莲花花茎，夜莲花开敷于左肩之上，花型与观音菩萨所持的莲花完全不同；菩萨额前的卷发齐整，浓密的发绺垂至双肩；他胸前佩戴着原属于鸠摩罗神常佩戴的饰品-一串悬挂圆饰的虎爪项链。
那烂陀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件金铜菩萨站像（参见图11）：菩萨站在典型的笈多风格的双层莲台之上；其右手结施予印，左手持夜莲花花茎，莲花顶部可能原来承托着一部经书，但目前已佚失不见。辨识这尊造像为白文殊菩萨的证据依然是他胸前佩戴的虎爪项链，这为我们提供了准确无误的线索，它也是文殊与站姿莲花手菩萨辨别的一个重要特征。
另外一尊收藏于印度国家博物馆的石雕菩萨造像也非常值得重视（参见图12）：只是一件约为公元11世纪帕拉王朝时期的造像：菩萨左手施予愿印垂于身体左侧，右手牵一枝盛放的莲花；无论是站姿、手中持物及所结的引记以及胸前佩戴的装饰，我们都无法区别这尊造像与莲花手菩萨的差别，这尊造像也的确被很多海外学者当作莲花手菩萨所引用。然而我们发现在菩萨的发髻正中端坐着一尊右手呈触地印的不动如来-而这典型是文殊菩萨的标志。
笔者发现早期的白文殊菩萨造像以站像居多，呈坐姿的白文殊菩萨相对少见。在印度国家博物馆还收藏有一件来自夏尔普尔典型受那烂陀风格影响的白文殊菩萨坐像（图13）。菩萨呈游戏坐姿坐于双层莲瓣之上；上身略微倾斜，搭在莲花座前的右脚由座底伸出的一朵小莲花承托；菩萨面似童子，下嘴唇嵌红铜；双眼睁视，用嵌银工艺装饰；菩萨的右手搭在右膝上施予愿印，左手撑于身后的莲座上，手拈一只夜莲花开敷于左肩之上，莲花上平置一函经书；其胸前装饰虎爪项链；两耳的耳环造型别致不同，特别是右耳耳环以书卷状经文替代，在突显主尊特质的同时亦彰显匠人的大胆才艺。
在佛教梵语中“Mañjughoṣa” 与 “Mañjuśrī” 接近同义词，“ghoṣa”意为“声音”。因此，“Mañjughoṣa”意为“美妙的演讲”。因其形象中常着绿色服装，为了加以区分，被俗称为绿文殊。
《成就法鬘》中有四篇成就法描述了绿文殊这种变化身。
根据第四十九篇成就法的说法。该神端坐在莲台上；他的两只手应结法轮印，左手持一朵夜莲花；其冠饰上有一尊不动如来小像；他头戴珠宝冠冕，佩戴王子饰物；第五十二篇成就法提到善财童子和阎魔敌是绿文殊的伴神。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绿文殊的左侧有一枝莲花。另一个细微的差异是，第四十九篇成就法描述的该神端坐在狮子莲花宝座上，而第五十二篇成就法则描述他端坐在一头狮子身上。看起来狮子坐骑应该是绿文殊形象应该具有的标志。但无论哪种形式，绿文殊的身色应该是类似姜黄（Kuṅkuma）一样的金黄色。
一尊极其精致的绿文殊金铜造像（参见图14）收藏于故宫博物院：这位菩萨呈半跏趺坐姿端坐在双层莲瓣之上；双手结法轮印并各自分持一朵夜莲花，花茎绕过小臂，各自在两侧肩头绽放，上面分置宝剑和经书。菩萨的面容和饰物反映了他作为法王子应有的特征。这尊造像是典型的13世纪西藏西部地区风格造像。本尊造像虽然未出现狮子坐骑，但他双手结法轮印的样貌显然是绿文殊的典型特征。
Vādisiṁha梵文的意思是“说法狮子”，他是释迦牟尼八十一圣号之一。显然将这个称号放在文殊菩萨的称谓上是对其极大的褒奖，这一点正如“世尊观音”称号的意义一样（详情请参阅笔者相关文章）。
狮吼文殊的称谓在早期经典中很少有记载，反而在后期的传承中非常常见，他的形象也已被大家所熟知。我们在《成就法鬘》的第五十一篇成就法可以看道：“如熔金般黄身色的文殊直接坐在一头狮子身上，呈半跏趺坐姿；菩萨的头发分梳成三个发髻；双手结转法轮印，缠绕在左臂上的夜莲花上托着一部《般若波罗蜜多经》；菩萨的左腿上坐着蓝色身色的阎魔敌（Yamāntaka）他表情狰狞，一手持杖，另一只手触抵文殊的小腿。按照童子形象设计的这种文殊应全身饰以珠宝庄严，头戴一顶珠宝冠冕。”
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描述与绿文殊的形象特征完全一致，无论身色、坐骑甚至坐姿、手印都完全一样。唯独一处不同是绿文殊特别强调了身着服装的颜色是绿色。但显然“Mañjughoṣa”的名号历史更长久，它几乎与文殊的统称Mañjuśrī同一时间出现。而“说法”、“狮子”典型是在对文殊的形象特征进行描述。再考虑到“Mañjughoṣa”与“Vādisiṁha”出现的历史时间差，笔者大胆的推测这两种称谓代表的是同一种形象的文殊菩萨，他的典型特征是：一面双臂，身色金黄，双手在胸前结说法印，坐在狮子或由狮子承托的莲花台座之上。
这种形象的文殊菩萨应该是文殊菩萨较早出现且广为人知的形象之一，只是由于在传承中大家对名称、表现特征的强调而演化出的不同称谓。我们今天的学者或者爱好者来说不必过于执拗于如何区分二者，如果非要加以分别，我们可以把没有出现狮子坐骑、双手结转法轮印的文殊形象称为绿文殊。在绘画作品中出现的骑乘狮子、身着绿色上装的文殊菩萨也可特别强调称为“绿文殊”，而对这一类做说法状，无服装颜色说明而又骑狮的文殊造型皆可称为“狮吼文殊”。
这里我们还要区分另外一种骑坐狮子的文殊菩萨-“骑狮文殊”（Siṃhanāda Mañjuśrī），顾名思义，这个名称是强调坐骑为狮子的文殊菩萨，这种称谓在早期的文殊菩萨成就法中一样无觅其踪。也是后期对特定骑狮形象文殊菩萨的统称。故宫梵华楼六室二楼藏有一件带有“骑狮文殊”铭刻的造像，他的身形、装饰与狮吼文殊完全一致，但二者名称的意义却大相径庭。
语自在文殊一直被视作尼泊尔的保护神，在整个尼泊尔受到虔诚的供奉。在加德满都河谷的寺庙随处可见的刻有“Oṁ Vagisvara mūḥ”箴言的祈愿法物证明了语自在文殊信仰的昌隆。
《成就法鬘》中一篇成就法描述他：身色姜黄，浑身装饰美好饰品；菩萨以大王游戏坐姿悠闲地安坐在狮子莲座之上；他左手牵一枝夜莲花，右手悠闲地放在右膝之上。
第六十九篇和第七十篇成就法用于专修呈大王游戏坐姿的文殊菩萨，都注明了礼拜菩萨所需诵念的Oṁ Vagisvara mūḥ明咒，因而，这种形象被视为“语自在”文殊。显然因为他的坐姿原因，他又被称为“大王游戏坐姿”文殊。
至于他的身色，成就法中大都记录为黄色，也有写为似“Kuṅkuma”一样的颜色，梵语Kuṅkuma意为番红花，可能是因为这个原故，有些西方学者误以为有一种语自在文殊的身色应该是像“番红花”一样的红色。其实，Kuṅkuma还有一个更古老的梵文意思是“姜黄色”。因此，笔者认为语自在文殊的身色只有一种黄色，从尼泊尔传承的唐卡绘画上文殊菩萨的颜色也大都是这种姜黄的颜色。
一尊出自那烂陀遗址的公元十世纪的“大王游戏坐姿”文殊菩萨造像与上述成就法的描述相符（参见图20）。菩萨游戏坐姿坐在由卧狮负驮的坐垫上；其左腿抬起，左手优雅自然的搭在左腿上，手中牵一枝夜莲绽放于肩头，上置一册经书；右手当胸结无畏印；座下的狮子回头张望，仿佛在聆听文殊的教诲；菩萨气宇轩昂，神情张弛有度，这是那烂陀造像中一件能传达佛教思想的精品之作。
收藏于那烂陀博物馆的还有另外一件金铜造像（参见图21）。该像具有典型提婆帕拉时期的华贵风范。菩萨以游戏坐姿坐于双层莲瓣之上；面呈童子相；胸口装饰虎爪项链-表明文殊菩萨的身份；左腿悬垂，由下方的小莲花承托，右腿平放于莲花座上；上举的右手自腕处断佚，可以判断原应是结无畏印或说法印。
由上可见，语自在文殊的形象广泛存在于早期的雕塑作品之中。
敏捷文殊为另一种常见的文殊菩萨形象，尤其在明清宫廷造像中非常常见（参见图22）。他一面四臂，右上手高举智慧宝剑，左上手当胸握持般若经书（或者将经书置于右手牵持的一朵莲花上）；两只下手分持弓与箭。不难看出，敏捷文殊是在五字文殊形象的基础上添加了分持弓箭的两只手后塑造的新形象，他是典型的密宗造像。笔者在《成就法鬘》、《究竟瑜伽鬘》（Niṣpannayogāvalī）都没有发现完全符合这种造型的文殊成就法，不过他的形象与三面四臂的真实名文殊非常相像，不同之处是真实名文殊应该生有三面，而敏捷文殊只具一面。印度学者钱德拉博士的《佛教图像学词典》中也收录了它的不同形象。这种特殊的文殊形象很可能是在密宗佛教中后期衍生出的一种特殊造型。
真实名文殊载录于《成就法鬘》的第八十二篇《圣真实名成就法》（Ārya- NāmaSaṅgīti Sādhana）中。据说它是佛祖释迦牟尼以其真实身份宣扬的密宗经典及各种咒语的总汇。该经梵文版具体成书时间不详。十三世纪时西藏雅砻著名译师扎巴坚赞将其译为藏文。
按照成就法的描述，真实名文殊菩萨三面四臂，身色粉红；发髻冠中应该显现不动如来；正中的主面为红色，旁边两面分别为右面蓝色和左面白色；四臂分持弓、箭、宝剑和经书，呈金刚跏趺坐姿。
《圣真实名成就法》同时提到了真实名文殊的四位眷属，她们分别是：白色的具勇母（Sattvavatī）、黄色的宝金刚母（Ratnavajrī）、橘红色的莲金刚母（Padmavajrī）以及浅绿色的业金刚母（Karmavajrī）。
真实名文殊在藏传造像中比较常见，他另外也被称为圣文殊菩萨（Ārya- Mañjuśrī）。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真实名文殊是《圣妙吉祥真实名经》 （Ārya- Mañjuśrī-satyanama-Sutra）的实体化现，这部经书11世纪时被仁钦桑布从克什米尔带回西藏并译为藏文。
后期，随着密宗教义的不断深化，真实名文殊的形象又增加了很多种，包括法界语自在文殊（Dharmadhātu Vāgīśvara）、文殊金刚(Mañjuvajra)等也都被称为真实名文殊。
文殊金刚是文殊菩萨在密宗中的一种非常流行的特殊形象。他的形态在《成就法鬘》和《究竟瑜伽鬘》中多次被提到。《成就法鬘》第八十三篇成就法描述他：身色姣美，形似童子，三面中正面主脸的颜色为红色，右面及左面分别为蓝色和白色；菩萨生有六臂，其中两臂在胸前拥抱明妃，其余四臂分持弓、箭、宝剑及经书；他呈金刚跏趺坐姿端坐在莲花月轮之上。
《究竟瑜伽鬘》中在描绘文殊金刚的坛城时写道：文殊金刚以游戏坐姿坐在狮背之上；身色金黄表征大日如来；三面分别为黄色、右蓝左白；三只右手分持智慧宝剑（Khaḍga）、施予愿印、持箭；三只左手分持般若经书、蓝色夜莲花和弓。
虽然各种成就法多次对文殊金刚的形象进行了详细且略有不同的描述，但显然早期存世的实物造像并不多见，以致于S.K.萨拉斯沃蒂和苏达卡尔.沙尔曼等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引用了很多错误的图例。
美国收藏家戴维纳林收藏的一件帕拉王朝文殊金刚石雕（图25）完美细致的刻画了这位菩萨的形象：三面六臂的文殊金刚呈金刚跏趺坐姿安坐于双层莲花般之上；前方的双臂在胸前结金刚哞伽罗印；另外的右侧两只手自上而下分持宝剑和箭；左侧两手自上而下分持夜莲花和弓。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几乎完全一样的帕拉王朝文殊金刚石雕，只是和上述一件相比略微有些残损。
《成就法鬘》第六十二篇成就法如此描述法界语自在文殊：（文殊菩萨）以游戏坐姿安坐于双层莲花的月轮之上，他生有四面-中间面呈粉红色；右面呈番红花红色；左面呈莲红色；背后面呈橘红色。菩萨极富动感和活力，佩戴各种天神饰品。他的发冠中央安坐无量光佛化身。他的八只手臂分持弓、箭、刺象棒、绳索、宝剑、经书、金刚杵和金刚铃。
无畏笈多编撰的《究竟瑜伽鬘》第二十一章中对法界语自在曼陀罗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东嘎石窟1号窟及夏鲁寺东无量宫殿中都有法界语自在文殊的壁画。
法界语自在文殊尼泊尔传承中比较常见，目前收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中的实体金铜造像大都出自尼泊尔工匠之手。
值得注意的是，在《成就法鬘》第六十三篇成就法中同时提到了Mañjunātha（文殊的另一称谓），大王形样文殊（Mahārāgarūpa），文殊金刚（Mañjuvajra），大王金刚文殊（Mahārāgavajra），他们的身形描述与法界语自在文殊完全一致，他们的修行箴言也完全相同。有可能这些不同的称谓都是同一种形象的文殊菩萨在不同的曼陀罗或者不同修法传承中的不同表现。
这种形象的文殊菩萨比较少见。根据第四十四篇成就法汇总的资料来看，他应高举一只手，手中持剑，另一只手结施予印。而第四十五篇记录他的两只手中应握有宝剑与经书，他还应该佩戴王子饰物，头戴宝冠。
英国古董商斯宾克旧藏中有一件永轮文殊的造像堪称精品（参见图27）：菩萨端坐在叠涩台座承托的一朵双层莲花之上；双脚呈金刚跏趺坐姿，双腿延伸到莲花座之外而使其有种悬浮的举重若轻的感觉；右手竖举一把宝剑，左手撑在左腿上并拈一枝莲花，已经残损的莲花花蕾应该绽放在左肩之上，其上还应放置般若经书。
此件文殊菩萨尺寸硕大，工艺精湛，眼睛嵌银，下嘴唇嵌红铜，一望而知是克什米尔风格的经典之作。其健硕的身型、细长的莲瓣又有典型古格王朝早期的造像特征。特别是其方形莲台正面镌刻的铭文“拉扎那嘎”，表明此尊造像是益西沃之子-曾经的古格法王拉科赞捐资铸造，应是古格王室曾经供奉之物，更显弥足珍贵。
印度新德里的国家博物馆也有一件帕拉风格的永轮文殊造像。该造像出自那烂陀，可追溯到公元十世纪。文殊菩萨左右手姿势与上述斯宾克所藏那尊相仿，左手竖握一柄宝剑是其特征。背光呈巨大的圆盘状，圆盘边沿刻饰着具有装饰性的间续火焰尖。
右手高举宝剑是永轮文殊的辨识标识。左手器物与两篇成就法的描述不符。不过，夜莲花也是文殊菩萨的一个独特标识，由此，根据它即可确定这尊造像的身份。
从现存的雕塑作品上可以看出，金刚爱是文殊菩萨一种极为罕见的形象，《成就法鬘》中只有第六十六及六十八两篇成就法提到他。他也被称作“跋折罗阿罗伽”(Vajrarāga）。他被形容成演讲之王并掌管着演讲的世界。根据印度学者S·K·萨拉斯沃蒂的说法，他能净化一切贪执之念。第六十八篇成就法陈述说，金刚爱应与无量光如来形象相同。其端坐的莲花圆面生成于种子字符“a”，莲花生成于种子字符“pam”，而各种光生成于种子字符“hum”。成就法对此形象进一步描述如下：
“他一面，双臂，身色红。双手叠加，结三昧印。他佩戴一切王子饰品…”（《成就法鬘》，第129页）。
一尊出自那烂陀的公元十世纪的金刚爱石刻造像（参见图28）在一切细部上与第六十八篇成就法的描述几乎完全相符。他端坐在一朵莲花上，呈金刚跏趺坐姿，双手结三昧印；背屏上面刻饰着种子字符“ā”、“a”、“hum”和“r”。这些种子字符是判断该造像是文殊菩萨的确切无疑的证据。
千手千钵文殊菩萨的正式称谓为“千臂千钵千释迦文殊师利菩萨”，它的名称出自唐代不空（Amoghavajra）翻译的《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于中有大圣曼殊室利菩萨，现金色身，身上出千臂千手千钵，钵中显现出千释迦”。文殊菩萨千臂千钵的形象，就是表示他的福德和智慧与释迦牟尼佛无异。显然这种千手形象的文殊菩萨是与千手千眼观音的形象相对称，他们也经常以成对形象出现在诸多石窟造像和壁画中。在敦煌石窟包括第338窟等十多座石窟中的入口两侧的壁画上就成对绘制了这两位菩萨的形象。
保存在山西太原崇善寺的一尊千手千钵文殊菩萨为明代塑造，是目前保存最完整最精彩的千手文殊造型（参见图29）。
这种千手形象的文殊菩萨并不是中原地区所独见。在尼泊尔的绘画、雕塑艺术中也常有所见。只是笔者翻阅了很多资料都没有发现其在早期印度的传承。他的梵文名字也无迹可寻。
文殊菩萨的形象很早就随西域传法僧人及所携带的佛经传入中国。我国甘肃永靖县炳灵寺中西晋建弘元年（公元420年）开凿的第169窟中的壁画中有“华严菩萨”、“维摩诘”等字样，这是我国境内所发现的与文殊菩萨相关的最早图像学资料。在同一窟中释迦牟尼说法像的下方一位供养僧人旁还提有“法显供养之”的题文。这些文字及图像资料都说明至晚到公元五世纪早期，文殊菩萨的形象就已经出现在我国河西走廊地区。在敦煌莫高窟及其他五、六世纪开凿的石窟中也都发现了文殊菩萨的画像。
早期的文殊菩萨多是以释尊胁侍菩萨的形象出现，他的形象中也并没有狮子坐骑，他也不是与普贤菩萨成对出现。文殊菩萨形象成为壁画中的主要绘画重点应该始自隋唐时期，此一时期维摩诘经变相非常常见。此时壁画中表现的文殊菩萨宝髻尊严，配戴汉式冠冕，气宇轩昂，一副飘然世外的天人形象。而对坐的维摩诘则是一副士大夫的典型样貌。这种文殊菩萨与维摩诘对坐像一直延续到五代及南北宋时期。此时的文殊菩萨已完全成为汉民族人文及审美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狮子座文殊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较早，最早提到文殊菩萨驻场“清凉山”的东晋高僧佛陀跋陀罗在其翻译的《华严经》卷四中首先提到了文殊的狮子座。这之后的很长时间狮子座只是作为描述文殊形象的配置方式，而真正的骑狮文殊的出现应该不早于北齐时期（公元550-577年），这一点已被国内很多学者所研究求证。然而有学者认为“骑狮文殊”最早出现在中国，是中国创造并发展了这一艺术题材。这一观点明显缺乏理论和实物依据。
笔者在考察印度各大博物馆的藏品时发现，至晚到五世纪笈多时期，狮子作为文殊菩萨直接的坐骑就已经出现了。图31为那烂陀博物馆所藏的一件文殊菩萨造像，从其风格及石质很容易判断它为5世纪时期笈多萨尔纳特的作品。虽然狮子的头部际菩萨面容多处残损，但菩萨发髻正中的不动如来非常有力的证实了这是一位骑狮、双手结说法印的狮吼文殊菩萨。
无论骑狮文殊的起源究竟来自哪里，这种形象在中原大地受到了广泛的喜爱，以致于它成了后世对文殊菩萨塑造的标准形象，甚至于民间的传统认识固化为只要是骑狮子的菩萨就一定是文殊的简单判断标准。
自晚唐以降，五台山作为文殊的道场日益受到整个佛教世界的认可，骑狮文殊菩萨的单尊造像越来越多的受到大家的接受，这种造型和信仰后来也传到日本和韩国，我们在奈良的文殊院、唐招提寺等寺庙都可以见到作为主尊被供养的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是大乘佛教中智慧的象征。对他的信仰和崇拜在佛教中无法替代。文殊所代表的“般若空义”、“不二法门”的思想也被禅宗、华严宗、净土宗等众多佛教宗派所崇奉并产生深远的影响。毋庸置疑他是早期大乘佛教传法过程中最重要的菩萨，是与大乘佛教信仰思想结为一体的核心菩萨。
文殊菩萨本人也被广为称颂，但对于他的生平和来历则依然是个未解之谜：在佛教记录中他有诸多如“受世尊委以传法重任”、“与维摩诘辩经”等典型的真实人物背景，又有“过去将来都为佛”及密宗中“诸佛之师、诸菩萨之父”等附加的神灵属性，他是否如释迦牟尼一样是历史人物原型的神化体现？这可能要期待于更多的历史考古发现和探究。
文殊菩萨也是最早中国化的菩萨，他与五台山的渊源及深厚的皇族信仰都推高了他的宗教地位。在众多佛教信众的认识中，文殊菩萨就是皇权在佛教中的代言，而维摩诘则是历史长河中士大夫阶层的典型代表。藏传佛教也认为文殊菩萨为转轮圣王，而中原历代皇帝则被视为他的世间转世。文殊菩萨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天竺到中国的背景转换，是佛教诸菩萨中本土化最早也最彻底的一位。
文殊菩萨在中国的信仰起于东汉晚期，兴盛于隋唐，在历代中都留下了丰富的绘画、雕塑等图像学资料，这是我们研究古代造像艺术变迁的极大财富。
竺法护所译《佛说文殊师利净律经》中云：“天子‘寂顺律音’白世尊曰：文殊师利，所说经法：开发结碍，靡不㸌然；踰过声闻、缘觉之上！文殊师利，设说大法：一切众魔，皆为降伏！诸邪迷惑，无得人便；‘因此圣教乃令正法，长得久存。自舍如来，未有他尊智慧辩才，颁宣典诰，如文殊者也！’”。
我们学习研究佛教艺术，当透过现象观本源，设法领会佛教世界观的宏大博深，徜徉在华夏古代文明的长河中，汲取有益的知识，以此修心正形，则可受益无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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