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寒食清明与介子推
在中国有个传统的节日，叫清明节，此节日主要是以祀先人，缅怀悼念前尊、前贤的活动日。据民间故事传说是由东周春秋时期的晋文公时兴起来的。可是，考查古籍， 《荆楚岁时记》 载：“去冬节一百五十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据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 《琴操》 曰：'晋文公与介子绥俱八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绥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举火。’又周举移书及魏武 《明罚令》 、陆翙 《邺中记》 并云寒食断火起于子推。 《琴操》 云子绥即推也。又，云五月五日与今有异，皆因流俗所传。据 《左传》 并 《史记》 ，并无介子推被焚之事。按 《周书司烜氏》 :'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注云：'为季春将出火也。’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陆翙 《邺中记》 曰：'寒食三日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麦为酪，捣杏仁，煮作粥。’ 《玉烛宝典》 曰：'今人悉为大麦粥。研杏仁为酪，引饧沃之。'孙楚 《祭子推文》 云：'黎饭一盘，醴酪一盂。’是其事也。”看此文介绍的详细周全，对清明节和寒食清晰地划分开来；也对寒食禁火起于介子推保持了怀疑态度，更可贵的是指出春令禁火是周制，表明仲春禁火寒食乃是周王朝自有制止令存在，并非始于晋文公与介子推故事。更是以正史 《左传》 和 《史记》 来加以左证介子推并未被火焚的记载。
由此文引用的 《周礼司恒氏》 文可以得出仲春禁火，民众食则先备用食物，在禁火日中，不寒食又将如何呢？看来寒食是必然的，与介子推无关。清明节乃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春季节气之一，更是和寒食没有一点关系，只是禁火的寒食日和清明节气相临挨近，后人遵令禁火成俗风气在民间流行，后朝无知民众把寒食和清明混淆成了一体。周朝王法禁火，笔者认为是怕乡野民众烧草开荒征田，引起大火蔓延无救，毁坏山林鸟兽，造成严重损失，这才出此禁令，被历代王朝继承了下来。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载：“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汝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这则文表明介子推不求官禄的高洁品质，极大的影响了后世对介子推高风亮节的崇敬。但是，笔者有不同的观点，介子推不求爵禄，当初他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凶险甘愿追随重耳逃亡受风霜荒尘十九年呢？是什么动力这样促使着他去辛苦侍奉重耳的呢？假如他本性清高，可以不用在晋国贵族圈内混，早在重耳逃亡前就可以隐居荒山野林；或者，在重耳被秦穆公护送归国之际，悄然离去，也许更显其节操超凡越俗，却为什么是重耳登上晋文公国君之后，封官赏爵不临他头上时，而发怨言逃走呢？他发怨言就表白了他的内心是愤愤不平的，既然是有怨言，就是有不满意的情绪，这股不满的情绪就是责怨晋文公没有对他封官赏爵，这哪里有一点清高的样子，牢骚满腹的发了，又胆怯了，害怕失言得罪了晋文公，所以，就背负母亲遁避。晋文公得知后，知道他会给自己声誉造成不好的影响
，就传令招见封赏他，想以此来挽回被他怨言所造成的不嘉的影响。介子推只所以不肯回来领赏，是他深知怨言责怪换来的封赏是争禄，他和晋文公之间在内心深处已结痕隙。晋文公周围的人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颜色，如其处在狭隙里受挤；也许一日不慎，会降下灭族之灾，真不如干脆宁死也不出来，大举高洁不求禄之旗帜，来成就自己的清高美名。若是真的不求官禄，何处怨言？《老子》曰:“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何不默默坦然处之？假如有一日晋文公想起了他，他完全可以借各种委婉的理由辞掉，那才是真的不求官禄，他这是在抱怨闹情绪演绎出来的结果。
介子推闹这怨愤情绪是有根源的，左丘明虽然没有直说，可是他在写介子推不言禄时，上面还有两段文，也就是本下文引证的《国语·晋语》那两篇，勃鞮和竖头须。勃鞮追杀重耳极为凶狠，曾三次险些杀死重耳，多亏跟从拼死护卫，才幸免于难；竖头须是见重耳逃亡了，就盗窃了重耳的财物出外挥霍一空。这两个人见重耳登上国君宝坐，就老着脸皮回来朝拜求官求禄，晋文公出于权谋策略，只好不计前非旧隙，施以仁德，一样任用封赏。介子推对晋文公的做法不理解，又加上没有封赏他，就开始郁闷牢骚满腹地认为，对重耳有仇隙；有罪过的人，恬不知耻地要爵封，晋文公封赏了他们；跟从他流亡十九年受苦的，应该是有功的，反而是没有丝毫封赏，这面子丢大了，耻辱终生啊！于是，就怨言愤而归隐了。以此来臭派污秽晋文公的声誉，要让天下都知他晋文公是不明功过是非的人；是能共苦难而不能共荣贵的人；是遗忘患难相从的忠臣君主，而封赏有罪的佞臣国君。
《国语》未曾记载介子推事，却记载了两则未跟从晋文公逃亡的人，去见晋文公。一个是寺人，寺人是职称，是晋国内宫里的管事人，相当于后世皇宫内的太监总管一类的人，他曾奉命亲自追杀晋文公，三次险些被他杀死。他名叫勃鞮，他去见晋文公。
《国语·晋语》载:“初，献公使寺人勃鞮伐公于蒲城，文公逾垣，勃鞮斩其袪。及入，勃鞮求见，公辞焉，曰：'骊姬之谗，尔射余于屏内，困余于蒲城，斩余衣袪。又为惠公从余于渭滨，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以求杀余。余于伯楚屡困，何旧怨也？退而思之，异日见我。’对曰：'吾以君为已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事君不贰是谓臣，好恶不易是谓君。君君臣臣，是谓明训。明训能终，民之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除君之恶，唯力所及，何贰之有？今君即位，其无蒲、狄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为明王，管仲贼桓公而卒以为侯伯。乾时之役，申孙之矢集于桓钩，钩近于袪，而无怨言，佐相以终，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宽裕也？恶其所好，其能久矣？君实不能明训，而弃民主。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且不见我，君其无悔乎！’
于是吕甥、冀芮畏偪，悔纳文公，谋作乱，将以己丑焚公宫，公出救火而遂杀之。伯楚知之，故求见公。公遽出见之，曰：'岂不如女言，然是吾恶心也，吾请去之。’伯楚以吕、郤之谋告公。公惧，乘驲自下，脱会秦伯于王城，告之乱故。及己丑，公宫火，二子求公不获，遂如河上，秦伯诱而杀之。”
另一个是竖头须，是管守藏的人。《国语·晋语》载:'文公之出也，竖头须，守藏者也，不从。公入，乃求见，公辞焉以沐。谓谒者曰：'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从者为羁绁之仆，居者为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国君而雠匹夫，惧者众矣。’谒者以告，公遽见之。”
以上两则记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也有相同的记载，只是微有不同，大体一致。一则稍不同之处是载竖头须初跟随晋文公流亡，中途盗携资财相弃而逃；一则是竖头须未随晋文公流亡，而是见晋文公出外流亡监守自盗资财挥霍一空。
这两则事说明了晋文公不计前隙，扬德誉己，稳固政权，是阴诱使晋国民众知他仁爱，而不追纠以往的过失和仇隙而归民心的权谋之策。
晋文公真是这样的大度、不计恩怨的人吗？不是的，他心胸并不宽广，是恩怨分明，睚眦必报的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过卫，卫文公不礼焉。 ”又载:“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贰焉。’乃馈盘飱，寘璧焉。公子受飱反璧。”晋文公在外流亡时曾到过卫国，卫国君不以礼对待他。到了曹国，曹国君更是荒谬的很，偷窥他洗浴，把他当成稀奇怪物而取笑。就是这样，卫国和曹国在他心里埋下了痛恨，以至于后来他归国当上国君，稳定了政权后，首先想到就是要讨伐曹国以报被取笑之辱。《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侵曹伐卫。正月戊申，取五鹿。
二月，晋郤縠卒。原轸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也。
晋侯、齐侯盟于敛盂。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买戍卫，楚人救卫，不克。公惧于晋，杀子丛以说焉。谓楚人曰：“不卒戍也。”
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兇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且曰：“献状。”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魏犫、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爇僖负羁氏。魏犫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犫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杀颠颉以徇于师，立舟之侨以为戎右。”
曹国大夫僖负羁听从他妻子的话，给晋文公送晚饭奉玉壁，有这一段恩情，晋国攻破曹国后，晋文公下令不许一兵一卒去僖负羁家干扰，派兵把他家保起来。从以上来看晋文公是宽宏大量的人吗？他只所以免去勃鞮和坚头须的罪过是安抚晋国民心，使民知其宽厚仁爱，多次杀他的人他都不追纠免罪而用，这个影响是“欲称王者先布德”，以来树立自己的核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好巩固自己的政权。当然了，介子推不是和晋文公是一个类型的人，他看到的是有敌对的不惩罚；犯过错的不追纠；有罪的不处罚；自己辛苦跟随他十九年而没有封赏，却没有看到晋文公这一行动的用心所在。
介子推虽然是跟从晋文公流亡十九年，但是他并不是重要角色，充其量就是一个不起跟眼的小跟班，也许就是闲杂侍奉茶饭的人，并不是主要谋士心腹之士。主要的人有五个，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 ”并没提到介子推，这说明介子推并不是心腹重臣，不是个举足轻重的，只是个普通下人。狐偃是晋文公亲娘舅别名咎犯，赵衰是晋文公以后重用的人，他是晋文公的两桥，(狄人女季隗、叔隗，季隗嫁晋文公，叔隗嫁赵衰，裙带姨姐妹丈关系。)赵世孤儿的祖，也是后来三家分晋赵国的祖，颠颉在进攻下曹国后，没有遵从晋文公旨意保护僖负羁家而被晋文公处斩了，魏武子也是三家分晋后魏国之祖，本来也要杀他，因爱惜他的才能说他如果受伤病了就杀了他，健壮就免死。（健壮还有利用的价值，伤残了无用了就除掉）魏武子本来受了胸伤，硬撑着跳跃了三百次，弯腰直身三百次，才躲过一死，晋文公一点都没有念相随十九年的流亡苦情。司空季子是胥臣字季子，别称司空季子，力劝重耳接纳秦穆公胥臣之女怀嬴。胥臣于晋文公回国后被分封于臼，故又被称为臼季。
晋文公要杀魏武子和颠颉，一点私情都不念，为了一顿晚饭送璧之恩，就杀了跟随自己十九年的颠颉，可谓无情之极！无非是震慑跟随自己的那一帮人，更是给咎犯和赵衰这样的亲戚看的。不要以为追随自己受苦十九年就据苦据功而自以为是，不听君命了，这是杀一儆百，告诫有功者自律；无功者自审，君命若天，不论是谁；功绩有多大，也得伏首遵守他国君的旨意。因为，他清醒的知道，当年追随他的人就是为了封爵，才押宝在他身上甘心受苦十九年的，若不是为此，他们为什么不去跟随一个平常的乞丐流亡呢？还是有所求啊！介子推也不例外的。晋文公身上有郑庄公的影子，很像是郑庄公的儿子，毒辣深谋。
介子推的故事形成是后人经过了加工，才成为今天流行的版本，据《吕氏春秋·介立》载：“晋文公反国，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於中野。”悬书公门，而伏於山下。文公闻之曰：“嘻！此必介子推也。”避舍变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万。”或遇之山中，负釜盖簦，问焉，曰：“请问介子推安在？”应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见而欲隐，吾独焉知之？”遂背而行，终身不见。”后世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载:“晋文公反国，酎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待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万。介子推无爵，齿而就坐。觞三行，介子推奉觞而起曰:'有龙矫矫，将失其所。有蛇从之，周流天下。龙既入深渊，得其安所。蛇脂尽干，独不得甘雨。此何谓也？’文公曰:'嘻，寡人之过也，吾为子爵与，待旦之朝也。吾为子田与？河东阳之间。’介子推曰:'推闻君子之道，谒而得位，道士不居也；争而得财，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国者，子也。吾将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闻君子之道，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则不敢当其后，为人臣而不见察，于其君者，则不敢立于其朝。然推亦无索于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为之辟寝三月，号呼期年。”比韩婴稍晚的刘向《说苑·复恩》载：“介子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 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为己力，不亦诬乎？”文公即位，赏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与若俱隐。”至死不复见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 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反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 号于中野。”文公出见书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 求其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表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观以上《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三篇文章，皆是承袭《左传》而来，唯有和《左传》不同处是添加了一首赋文。《吕氏春秋》所载的赋文是“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於中野。”《韩诗外传》载的赋文是“有龙矫矫，将失其所。有蛇从之，周流天下。龙既入深渊，得其安所。蛇脂尽干，独不得甘雨。此何谓也？”《说苑·复恩》载的赋文是“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 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反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 号于中野。”这三篇赋文其义也是一脉相承，只是用字不同，《说苑》文内多了“龙饥无食，一蛇割股”这一句。介子推割股一事《左传》没有记载，看来只此事只在民间流传。赋文中“一龙五蛇”，“龙”是晋文公；“五蛇”就未必包含有介子推了，因为，《左传》记载的跟随重耳流亡的是五个重要人物，并没有介子推，那么这“五蛇”只能是“咎犯”、“赵衰”、“魏武子”、“司空季子”、“颠颉”，没有介子推在内。颠颉被晋文公毫不留情地杀了他，由此看出他在晋文公心内不是个有价值的杰出人才，那么介子推呢？他更是不在晋文公眼内。
《韩诗外传·卷十》也载：“晋文公重耳亡，过曹，里凫须从，因盗重耳资而亡，重耳无粮，馁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后能行”。割股奉主含有隐晦不明，难分真假。
里凫须就是上文的竖头须，前文也讲到他有疑惑之处，一说是他没有跟随重耳出外流亡；一说是他中途盗携资财弃重耳而去，这也是一桩悬案。
关于赋文，《说苑·复恩》还载：“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侨去虞而从焉，文公反国，择可爵而爵之，择可禄而禄之，舟之侨独不与焉，文公酌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为寡人赋乎？’舟之侨 曰：'君子为赋，小人请陈其辞，辞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一蛇从之，周流天下，龙反其渊，安宁其处，一蛇耆干，独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请待旦日之期；子欲禄邪？请今命廪人。’舟之侨曰：'请而得其赏，廉者不受也；言尽而名至，仁者不为也。今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曲草兴起，莫之能御。今为一人言施一人，犹为一块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历阶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终身诵甫田之诗。”相同的赋文，这一篇的主人公舟之侨而不是介子推。舟之侨(?-前632)，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本来是虢国大夫，在假虞伐虢之后，由虢国入晋。城濮之战中为晋文公戎右，因擅离职守被杀。
这一篇舟之侨的故亊，还有赋文，都和介子推极为相类似，那么，介子推的故事就更有质疑的深度，一个故事只能属于专人专事，鲜明独特，脍炙人口，那样的话可信成度是高的，若是这个样子，很难分清楚这个故事原型是谁的？是不是真实？若照此而论，这就是后人杜撰的，因为，故事原型都不准确，又是张三又是李四的，到底是谁？看来谁也不是谁，介子推没有得到封赏，牢骚一通就逃避了是真的，留赋一事是假的。
看来晋文公没有封赏随同他流亡的人，不只是介子推，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陶狐；一个是舟之桥，介子推的记载又和舟之桥类似些，但是《左传》没有记载陶狐和舟之桥的事。独有介子推成了典型，被传扬开来。
晋文公只所以成为五霸之一，与其独特的个性也有着大关系。从历史上看他是守信的典范，“退避三舍”成语的主人公，在流亡时面对楚王盛情相待时的一番不卑不亢的话，着实表现出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的能力。
介子推事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到了鲁定公和鲁哀公时期，由现在的山西翼城向山东曲阜流传，被鲁国史官左丘明记载下来，割股一事成为野史乡谈一直在世代口耳相流传，到秦朝的《吕氏春秋》时代尚未有此说，到了西汉文帝武时的韩婴的《韩诗外传》和刘向的《说苑》以及东汉末年的蔡邕的《琴操》就有了割股的记载。当然了，这肯定是在后人的努力杜撰的创作有关，这个割股是建立在两则短文上衔接其义而美化介子推的，原文当然是从《左传》摘取的介子推不言禄，一则短文是晋文公的用人之道，有所说明。
《吕氏春秋》载：“晋文公反国，赏从亡者，而陶狐不与。左右曰：'君反国家，爵禄三出，而陶狐不与。敢问其说。’文公曰：'辅我以义、导我以礼者，吾以为上赏；教我以善、强我以贤者，吾以为次赏；拂吾所欲、数举吾过者，吾以为末赏。三者所以赏有功之臣也。若赏唐国之劳徒，则陶狐将为首矣。’”
《韩诗外传》也有记载:“晋文公尝出亡，反国。三行赏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谓咎犯曰:'吾从君而亡卜有一年，颜色黯黑，手足胼胝。今反国三行赏而我不与焉。君忘我乎？其有大过乎？子试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噫！我岂是忘是子哉？高明至贤，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说我以仁，变化我行，昭明我名，使我为成人者，吾以为上赏；恭我以礼，防我以御，难在前则处前，难在后则处后，免我于危难之中吾又以为次。然劳苦之士次之。’”；另一则也是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摘取的这一段“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绁从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又有所添加，《说苑·复恩》载：“晋文公入国，至于河，令弃笾豆茵席，颜 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后，咎犯闻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将反 国，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国乎？’对曰：“笾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弃之； 颜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执劳苦，而皆后之；臣闻国君蔽士，无所取忠臣；大夫蔽游，无 所取忠友；今至于国，臣在所蔽之中矣，不胜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祸福利害不与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刀沈璧而盟。”
这两则是各有含义，第一则短文是说晋文公奖赏封爵可不是随便的，他把封赏人的功绩划分为三种级别来对待，若是这样分析的话，介子推是跟随着受些奔波辛劳，雨雪风尘之苦，没有功劳，只有苦劳。按晋文公封赏的原则，介子推的确是受不到封赏。可是“后人”（也许是晋文公的对立面）就要以此做文章了。既然是歌颂赞誉介子推的高尚品质，要把他树立成贤良之士，就要在晋文公封赏的原则上给介子推立功，这个功劳是越大越好；越刚毅凄苦；越是能乐道传扬，可是，纵观晋文公归国大事上就没有介子推的一丝一毫事，怎样才能让介子推的功劳最大，超出随同晋文公流亡的任何人呢？那只有让介子推当作晋文公的救命恩人。同时，也得把晋文公宣传成一个忘旧恩的人。这样，所形成的故事戚美、悲壮；让人听后惋惜而悲叹；同情而敬仰。后人在不断的塑造加工来美化介子推，当然，越美化他，就越丑化晋文公忘恩负义的品性。
《说苑·尊贤》载：“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闻之，使人往视，还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汤武；幷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以上儒家为了推崇只为君主尽忠付出而不求爵禄的高尚节操，不惜编造故事来抬高介子推的身份地位价值，借孔子的名头来刻画他，这就更昭显出杜撰的虚假，试问，孔子是什么时期的人？介子推又是什么时期的人？介子推是鲁僖公时期的人；孔子是鲁昭公和鲁定公时期的，比之孔子早近百年，此文真是荒诞不经。
介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这件事实则是后人画蛇添足，添枝加叶的杜撰故事，试想，重耳是主人，在逃亡时，所得积的食物必须是先重耳而啖饱，(其时尚为奴隶制社会，等级观念是极为森严，就连重耳亲娘舅父，尚且是个下人跟从。)后从人才可以食用，先主之敬是“周礼”的主重之义。在极度缺粮的困境中，主人重耳尚且因饥饿而昏迷，那么一个小小的并不显眼的跟班，他岂能不饿？当然，他更是饥饿，在饥饿的情景下的人，他会显出神乏体倦，面黄肌瘦，精神不振，萎缩羸弱。介子推在这样的状态下割肉奉主，乍一听，的确是极为感人，震撼心灵，真忠主也！其实，来客观地分析一下，割肉奉主是经不住辩证剖析的。首先要问一下介子推能在股上割多大一块肉？如果是割一块栗子这么一点肉，却表现不出敬奉主子的忠心；根本解除不了重耳因饥饿而昏迷的根源，还显得小家子气，能惹来矫揉造作的猜疑话柄；如果是割鸡蛋大小的一块肉，约有40至60克，这样一小块肉也是难以缓解饥饿的；如果是割下大香蕉那么大的一块肉，重有80至100克，给重耳熬汤喝，虽然不能完全解除饥饿，能让他缓解昏迷。由此，可以这样来说，是的，介子推就是割下了像大香蕉甚至还要大的一块肉供重耳吃了，才救醒了重耳。介子推是重耳的救命恩人，他对重耳这么大的功绩，重耳后来归国做了晋文公，却没有封赏到他，对此，人人心底会抱不平，为之惋惜而而心怨晋文公忘恩负义。在这里要拋开情绪化的内心正义感，而是去审视一下介子推割下肉块的伤口吧。如果介子推割下的是栗子大小的肉块，肌肉被剜去这么一块，肌肉的损伤口是深度的，肌肉组织和众多毛细血管遭到破坏性割断，伤口损破也是大的，血液会汩汩涌流不止，即使是可用炉草灰敷掩塞止，强力包扎紧才有能止住血流，这个伤口虽然看似小点，但也是不容小视，它能使介子推卧床病倒而不能正常行动，出血也会流出一大酒杯，在不会感染的情况下，痊愈也得半个月以上的时间；如果是鸡蛋大小的肉破割剜下来，这个伤口可不是小事件，血液涌流是很难止住的，这么深大的创伤面，即使在当今的医院，也得是个重伤囗，除了打止血药和消炎药，必要时得输血治疗。在远古时的医疗条和环境极其鄙陋的情况下，介子推是有生命的危险；如果是割下大香蕉大小的一块肉，其出血量是非常大的，止住血都是难题，介子推的行动将被此伤口所囚禁，能否活下来都是奇迹。(他若是割肉奉主，绝不会只割一条薄皮的，一条小薄肉割之无多大用，其伤面也是不小的，当然是没有深度伤，受伤不大，也要养上十几天的)在绝粮几天中，本身的体耗就已经是血量贫少，再有深度剜肉之伤，血流出也得约有800克以上，再有伤痛折磨，没有好的医疗护理和营养，介子推哪有命在啊！所以，介子推割肉奉主是后人编造的动人故事。
介子推他烧死没烧死呢？《左传》载：“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吕氏春秋》曰：“晋文公反国，介之推不肯受赏。或遇之山中负釜。”《韩诗外传》和《说苑》也没有记载他被烧死。看来后汉时已经把仲春禁火俗风和介子推混淆捆绑在一块了，后世为了歌颂宣扬这种高洁品性，建祠供奉朝拜，以至成为风俗节日。
《异苑·卷十》抄袭《琴操》载:“介子推逃禄隐迹，抱树烧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制屐。每怀割股之功，俯视其屐曰:'悲哉足下！’'足下’之称，将起于此。”足下既然是尊称，其含义，笔者认为应该是“您在高台上，我磕拜在您的脚下。”由此高抬对方的身份和尊颜。此辞语晋代文章常见，自隋和唐以后稀少见。王羲之书文常有，可知为晋时文场流行用语，与阁下同义，稍有区别，阁下一辞，无跪磕拜之义，也是尊称对方处高阁楼或大殿之上。“足下”一称和介子推捆绑，有点牵强附会。
公丕刚撰文
2021.4.28.1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