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平方米的工作室、60多名工作人员、200名现场观众——1983年的“春晚”开启了新时代。 第一次现场直播、第一次观众点播互动、第一次成立晚会主持人……此后，《春晚》与亿万中国家庭共度了一年又一年的除夕，也参与了改革开放、国富民强的进程

1983年春晚节目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改革开放之初，思想领域的保守与改革不断碰撞，“春晚”的诞生也充满了变数和新颖性？

“你要尽力把它办好”

1982年11月的一个下午，北京开始下雪了。 初冬的严寒让路上的行人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广播大院里显得非常安静。 当时中央电视台还没有搬到现在世纪坛的台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一起在南礼士路的广播大院内工作。

春晚彩排期间，黄一鹤(左一)习惯了特朗普研究派对的节目编排

人们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恐惧仍然存在，并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积极的预防行动。 为了应对地震，人们在广播大楼西侧盖起了木制平房，当时担任央视文艺部歌舞组导演的黄一鹤就是其中之一。 一个人的电话改变了他和很多人的人生轨迹。

电话是当时任央视台长的王枫打来的，黄一鹤让他马上去台长办公室。 放下电话，他推门走出办公室，撞到风雪赶到台长办公室。

进门一看，有台长王枫和当时的副台长、分管文艺部的洪民生，看到黄一鹤进来了，王枫开口了。 “黄先生，这次的迎春派对交给你办怎么样？ 请尽最大努力把它做好。 ”

迎春晚会其实是央视的惯例。

1978年2月6日，除夜，开播不久的中央电视台重新开播了《迎接新春的文艺晚会》。 内容还包括歌舞表演、相声评论、京剧等节目，以及游戏环节。 “文革”刚刚结束，所以采用视频直播。

1983年春晚动画头

现在，没有人能完全想起那个派对。 因为当时全国电视机拥有量在100万台以上，几乎都是黑白电视机，人们只能在机关和少数干部家庭集体观看。

对于上了年纪的观众来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或许是1979年除夕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迎接新春的文艺晚会》。 此次晚会由央视文艺部歌舞组导演邓在军和杨洁篪共同执导。 该晚会采用目前“春晚”使用的茶话会形式，开头部分，他们推翻了过去冗长的政治口号和新年贺词，大胆安排了当时罕见的交际舞，引起了强烈反响。 晚会上，李光羲的《祝酒歌》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歌曲，染红了大江南北。

这次，导演的任务落在了黄一鹤身上。

“就现场直播！”

黄一鹤有在遇到重大决定和兴奋时坐不住，走来走去的习惯。 “五七”干校生了腰病，他散步时总是把手搭在腰上。 从台长办公室出来的黄一鹤在院子里闲逛。

作为央视的第一位导演，黄一鹤曾经多次参加迎春晚会，其中，1962年由王扶林、谢添领导的“笑晚会”让观众哈哈大笑的镜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文革”开始后，因为阶级斗争是首要任务，不能笑，不能笑，无害就是有害，一切宣传都要服从政治的严肃性。 文艺节目主要是八台“样板戏”和电影“老三战”，一次又一次单调地占据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娱乐休闲时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的口号在各行各业得到积极响应，憋了十几年的文艺界开始有所松懈，一些新题材的电影和歌曲开始悄然兴起，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但在宣传领域依然禁区，1978年以来连续举办几次迎春晚会仍不失政治说教为主的特色，大部分表演内容陈旧不吸引人，观众普遍反映缺乏氛围，没有效果。 怎样才能让人赏心悦目呢？ 黄一鹤头疼。

需要扩展思路，重新定位。 他赶紧找来助手郭璐，联系上歌舞组导演邓在军和时任中央警备一师文化科长的老熟人杨勇，约好在会上商量。 至今已年逾六旬的杨勇仍清楚地记得，四人的碰头会是11月下旬星期六下午在黄一鹤的办公室召开的。

春晚彩排期间，主创人员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王枫、严顺开、洪民生、黄一鹤

“黄先生首先表达了最高层的意思。 今年也要继续举办迎春晚会，让它有新意，能吸引观众。 ”杨勇回忆说，有人提出了很多想法，其中提到邀请观众参加派对活动，进行电话点播和有奖猜谜。 但是，要申请的话，必须让派对现场直播。

关于直播，黄一鹤和邓在军并不知道。 要知道电视录像技术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 中央电视台从1958年开始播出，到《文革》为止，所有节目都是直播方式。 “文革”期间直播节目发生事故，一度受到批评，中央电视台停播。 重播后，为了保证节目的质量，很多节目包括《新闻联播》在内都采用了视频播放，直到1982年的晚会也是如此。 对央视的导演们来说，直播的功夫有点生疏。

能否直播，这个决定并不简单。 黄一鹤得和上级商量一下。

他连夜要求台长王枫做报告。 王枫正在主持会议，黄一鹤闯进来要暂停会议。 黄一鹤把大家的想法说了出来，王枫听了很高兴，答应马上召集技术部门开会研究。

第二天早上，王枫对黄一鹤说：“现场直播！ ”通知了他。

20多年后，当记者就这一经历采访王枫时，得到的解释出乎意料，“因为没钱做视频啊！ 当时视频技术刚起步，一个头要花3万美元，要保障日常节目的视频播放，没钱开派对。”

除经费不足外，担任台长前在北京市电视技术研究所从事科研的王枫也有自己的想法。 在他眼里，1983年的派对采用直播方式已经具备了物质基础。

1962年，全国电视机数量不到一万台，央视节目只能在北京地区收看。 1971年，邮政省微波中继干线初步建成后，央视节目通过微波线路陆续发往邻近省市。 1976年7月1日，根据全国省级电视台共同商定的意见，央视首次试播全国电视新闻广播节目，向全国10多个省、直辖市电视台发出信号。

与此同时，电视机也迅速普及，1979年全国电视机拥有量达到485万台，1982年达到2761万台，以每年数百万台的数字不断增加。

“同意马季、姜昆上！”

直播方式的确定，极大地激发了几位策划成员的热情。 很快，新的派对计划问世了。 “直播可以实现观众和演员的交流，提高双方的动力，节目也更有悬念。 就像运动会的直播一样，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杨勇回忆。

但是，有什么方法能及时互动呢？ 现场组织一百零十号的观众太薄了，只有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参加派对才出现，电话成了顺理成章的唯一选择。

1982年9月22日，首批22个投币式公用电话亭出现在北京市东、西长安街等繁华地段，一部市内电话收费5美分。 此时，全国的电话用户超过了300万人。

让观众给现场点播节目打电话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个想法很快获得一致通过。 不过，当时央视共有10部电话，除了领导办公室外，台里功夫将其中4部可直拨电话打成热线，提前一天在《北京晚报》上公布。

只有电话点播是不够的。 以前的派对上有新闻记者介绍节目。 而且是录像播放，可以在节目之间剪辑。 如果采用直播方式的话，节目一联系起来就会有新招。 否则，很容易冷嘲热讽。 策划组想找几个相声演员串门，既可以当幕后新闻节目，也可以说个小笑话来调动气氛，一举两得。

20世纪80年代初，语言节目主要是相声和戏剧，喜剧喜剧还没有形成，以相声演员为主的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正好在央视和大院。 相声界的名人辈出，中青代的领军人物有马季和姜昆。 黄一鹤以前就和马季、姜昆合作过，彼此都很熟悉。 黄一鹤找到他们俩后，三人很快达成一致。 随后，马季、姜昆加入了晚会策划组。

迎春晚会要让相声演员当主持人！ 这个消息竟然在台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央视晚会的气氛要严肃，也许是相声演员当主持人会使晚会脱离传统形式，有人说央视新闻主播更能胜任这个任务，相声演员格调不高，整个晚会就会庸俗不堪，唱得不好有人私下说，马季太俗了，姜昆太嫩了。

面对反对的声音，策划小组有自己的意见。 当时的《新闻联播》都是视频直播，主播习惯看稿子，沉稳大方，临场感不足。 采用现场直播，主持人不仅能播出下一个节目，还能通过幽默、搞笑来调动现场气氛，相比之下，更适合有临场感的相声演员。 马季、姜昆是“文革”以来著名的相声演员，姜昆也曾被选为优秀青年代表，政治上没有问题。

20点，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正式开始。 首先由赵忠祥致开幕词，并公布晚会热线电话和有奖猜谜活动细则。 接着，四位主持人介绍嘉宾，晚会艺术顾问之一相声演员侯宝林讲话，代表主持人所属行业向全国人民拜年。 办完这一系列手续，晚会才正式开始。

晚会的第一个节目是李谷一的独唱《拜年歌》。 晚会上，李谷一一共唱了7首歌，这个记录到今天还没有打破，今后也不会打破。 但是，李谷差点失去了这个记录。

李谷一

杨勇记得当时，李谷一所在的中央乐团本来不想让她去“春晚”。 为了1983年元旦，团里安安排了一场深圳大剧院的大型演出。 李谷一必须作为招牌演员登场，面向香港、澳门地区售票，票早就卖完了。 当时，深圳还作为对外的小窗口。 基础设施刚刚开始，没有高速公路和机场。 去深圳要经过两条河和边防安检，一天内几乎不可能赶到。 如果临时派李谷一去北京参加《春晚》演出，很难避免第二天在深圳的演出延误。

但李谷一是当时全国最受欢迎的歌手，为了保证收视率，策划组无论如何都要让她来到《春晚》现场。

“因为现在正在消磨头顶上的《春晚》，所以很少有人会对《春晚》剧组说‘不’。 当时没有那样的事。 我们不得不设法调整了工作。 ”杨勇说。

就这样，台中的长途电话成了杨勇的专线，他和中央管弦乐队的领导开了两天电话会议，始终没谈成。 最后通过公安部调整了一个方案。 中朝中央电视台专车送李谷一到首都机场，乘上午8点多的飞机前往广州白云机场，广东公安厅派专车接人后，没有到深圳检查边防展厅，确保当晚的表演。

听了这个方案，中央乐团同意了，李谷一终于出现在了1983年“春晚”的现场。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