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用商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先秦史，成果丰硕，历时三千三百五十四年

青铜器铭文与古史新证

作者：曹锦炎(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教授)。

王国维先生提出，“地下新材料”和“纸上材料”所印证的“双重证据法”，即以出土古文书和传世文献相互证明，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不二法门。 新中国成立后，学者们用商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先秦史，新知识重叠，收获颇丰。 现选取其中要点，结合拙见进行介绍。

一

1976年12月，陕西省周原遗址扶风县白家村南共发现埋藏青铜器1处，共计103件，其中有铭文者74件。 根据碑文内容，在西周微氏家族几代的藏品中，史壁柜是其中最有名的国宝级青铜器。 器主“史壁”是西周中期周王朝的史官，祖先是武王灭商时投奔周王侍奉朝廷，后来人被史官世袭。

史墙盘铭文共284字，内容分为上下两部分。 前篇的记述从周文王开始，到时王(周恭王)，称颂七代周王的功绩。 下篇以微氏高祖为始，记载五代祖先的事迹，最后以史壁本人为始，自我标榜模范和祝福。 内容清晰，评论得体，词汇丰富，不亚于《尚书》篇。

史壁盘出土和铭文资料发表后，学术界讨论热烈，前辈时贤发表的许多优秀文章，对其大义，深思熟虑，尤其是西周前期的历史，使我们有了新的认识。

文王是西伯，僻处西陲，在与强大的中原商王朝的斗争中，能与周边各小国和平共处，逐渐形成政治上的合作圈。 据史壁盘铭文记载，文王被称为“眞与于政”。 因此，接受“上帝降懿德”和“大畑(屏)”，“匍匐(抚)”，突出万邦政治上的“和”，在今天也起到了启发作用。

武王灭商，是商周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书顾命》年“达殷，聚大命”。 《正义》“能通以殷为周，为其大命，以殷代为主。 ”平易近人的解释《尚书》“达”字多读作“鞭打”的“挞”。 据史墙铭文记载，武王征四方，达殷(悛(民)，武王征服四方，鞭打商国，使民改善。 “达”确实读作“挞”，知道旧训“达”是否是“通”。 史壁家原是殷商的遗民，所以用隐晦的笔法记录了这段历史。

昭王于16年、19年两次亲征滇国，旨在保障中原王朝获取长江中下游青铜矿产资源的南方公路，即曾伯(图一)簪子铭文中的“金道锡行”。 结果，“将六师服丧汉”(《初学记》卷七引《古本竹书纪年》 )，昭王“崩而不淹”(《史记周本纪》正义)。 据史盘铭文记载，昭王“广能滇荆州，唯奘南行”，是昭王诛杀滇荆州，使“南行”即南方通道畅通。 这既是为昭王立下丰功伟绩，又是为尊者“丧六师于汉”、“没入水中”之耻，以掩盖邪恶的杰出人物，不愧为历史学家之手。

二

禹治水传说，记录了中国古代史上的伟大事件，《尚书禹贡》年“禹铺土，刊山随木，奋高山大川。 ”记载着。 《书序》也说：“禹别九州，与山疏浚川一起，交给土来进贡。 ”。 禹接到上天(神)的命令，控制了洪水，整理了大地。 请参见《尚书洪范》箕子的话。 “我闻了从前的鲭隈洪水，谢了那五行。 帝震怒，不畀洪范九域，彧伦斁斋。 死了，禹乃嗣兴了。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彧伦攸叙。 ”禹的事迹，记载于《诗》 《书》 《山海经》和《史记》等，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古史辩”的讨论中，禹是天神还是人王，大禹治水传说是否可信，甚至有中国历史上的夏朝存在

青铜器铭文中关于禹氏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两部青铜器，秦公簋记为《恐龙宅禹责(迹)》，齐侯镛记为《禹之塞》。 2002年春，保利博物馆从香港征集西周青铜器——图2 (公真)回归。 铭文达98字，开头说：“天令禹对(铺)土、楼)山、叡(浚(川) )。 碑文旨在吩咐天禹用铺土、平整山丘的方法填平洪水，并结合疏导河道的手段，治理水患。 根据器形特点，(图2 )公眞年代在西周中期(后半期)，其铭文可与传世文献相提并论，《尚书禹贡》 《洪范》篇及《史记夏本纪》 《大戴礼记五帝德》篇大禹治水事迹的可信，据战国时代人猜测另外，对传世文献的成立年代也提供了新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图2 )公眞铭文述大禹治水事迹后，“廼乃”奏)域)方、场(设)征(正)、降民、鉴德； 自作自受，乡民； 成为父母，生我王，为臣。 庾(贵)唯德、民好明德、(图3 ) )耻于天下。 ”最后说：“(图2 )公说：‘民唯克用兹德，亡(无)忏’。 ”结束。 铭文旨在天为民立王，导民以德，禹为王典范； 治理人民的必须对人民有德，为人民父母着想； 天以德为贵，民以明德，天下和顺。 其和《尚书洪范》谓禹：“游九州，行九道，行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 ”《尊德义》“天子为民父母，以为天下之王。 ”据郭店楚简《尚书吕刑》记载，“故领民向方者，唯德可”。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现在要去哪里坐牢，缺德吗？ 在人民中，还在听哉！ ”。 然后《衢州徐偃王庙碑》说：“国家之将兴，明神降之，鉴其德。 ”。 可以读取和相互证明。 (图2 )公真铭文全篇强调的是以“德”为中心的观念。 它是西周伦理思想的骨干，被奉为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之根基，至今仍不失积极意义。

三

唐代大文学者韩愈在浙江省衢州龙游县徐偃王庙题碑，指出衢州居民多为徐氏，在徐偃王之后。 文中写道：“衢州，故会智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县龙邱有偃王遗庙。 或者偃王的逃亡战，不是彭城、越城的角落，而是会稽的水中扔玉数研。 ”(《韩昌黎全集》，载《后汉书东夷传》，世界书局，1935年)指出徐偃王灭国后或逃往浙江“越城”绍兴。 韩愈说，徐偃王本人逃到浙江，这种可能性不大，但徐被灭国后，一些民族进入浙江的说法或许能成立。 由于韩愈的《或说》既未记载出处，也未记载史籍，这部关于徐国的佚史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史学界的关注。

1982年3月，浙江考古学家在越国古都绍兴市的坡塘狮子山，挖掘春秋时期的墓葬，出土了几件青铜器。 三个铜器上刻有铭文，一个鼎的器主是徐国殇尹《(图4 )》，另一个炉盖是《徐王之宾》？ ”的器皿。 通过对葬形和出土器物的分析，这是徐国贵族的墓，部分葬青铜器是徐人流亡浙江后铸造的。 2003年春，绍兴城区塔山旁一建筑工地又出土青铜甬钟，有鸟虫书铭文，器主为“徐王旨后”之孙“自”。 据最近获得的六件徐国鸟虫书铭文青铜文鑃拓本资料显示，铭文记载了徐人的首领“脚凳”。 “曰，余为曰王，不毁(图5 ) ) ) ) )、四旨) )童) ) ) %铭文的宗旨是：“我不打算称王。 为了不让徐的家人去世，我决定到处调查之后再服从越国。” 这为徐人灭国入浙的历史提供了直接可靠的证据。

徐国本是淮水流域大国，史书和铜器铭文有“徐戎”、“徐夷”、“淮夷”、“南淮夷”之称，故地今江苏泗水一带。 穆王时，徐国强盛姓王，典籍中称“徐偃王”。 《至元嘉禾志》《徐夷僭号，引九夷伐宗周，西至川。 ”徐人势力的扩张危害了周王朝的利益，引起了周穆王的恐惧，“穆王惧怕其方炽，分成东方诸侯，奉徐偃王主之命”。 之后，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打击措施，对徐国进行了围剿。 “穆王妃之所以坐上骠骑，是因为造了父亲，告诉楚国，让徐讨伐，一天就来了。 楚文王于是大举出兵灭亡。 ”徐偃王为了徐国民的安危，主动放弃北上，率领民众撤退，灭亡了国家，后世有“偃王因仁义失国”的说法。 周穆王死后，徐偃王之子徐宗又被周共王封为彭城(今江苏徐州)，国力大不如前，由盛而衰，春秋后期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被吴王陕灭国。

徐国两次亡国，迫使徐人南下，流亡他乡，开辟新地，投靠友邦。 浙江各地有许多与徐偃王有关的遗迹，与这个史实有关。 嘉兴有徐偃王庙、徐偃王墓(《成化四明郡志》 )，鄞县有徐偃王宅(《史记秦本纪正义》 )，舟山有徐城(《括地志》 )，黄岩有徐偃王古城(《舆地纪胜》 )，龙游有徐偃王祠(01030000 )。 另据《明一统志》年记载，浙江省潜县(现并入杭州市临安区)姓徐，是“(徐)偃王之后的杭州望族”。 这些记载有蒙混过关之嫌，且所载地方志为迟来的文献，早期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但这些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徐人势力进入浙江的历史事实。

在考证绍兴坡塘出土的徐国青铜器铭文时，郭沫若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徐偃王传说》名作《元和姓纂》中提出的“春秋初年的江浙，大都还是徐土”这一观点，虽非臆想，但颇有远见。 文通先生对黄岩、舟山有徐偃王遗址的材料也指出：“越州是古越国，台州是古东瓯，知徐当时也兼作瓯越之地。”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人民出版社，1983年)两位老师的看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应该修正的是，徐人进入浙江是投靠越国，而不是兼收并蓄。 新发现的鸟虫书徐器文钟铭文，是继浙江两次出土徐国铜器之后，徐人进入浙江的历史事实又一次证明。 这是“地下的新材料”和“纸上的材料”的绝佳例子。

(本文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 1 .李学勤《越史丛考〈史记越世家〉补正》、《论史墙盘及其意义》1978年2期； 2 .乔锡圭《考古学报》、《史墙盘铭解释》1978年3期； 3 .李学勤《文物》，载《论（图2）公盨及其重要意义》，保利艺术博物馆编，丝装书局，2002年10月； 4 .裘锡圭《（图2）公盨—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载同上； 5 .曹锦炎《（图2）公盨铭文考释》，010 30101984年1期； 6 .曹锦炎《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相关问题》、《文物》、2020年夏号。 ）

《新见鸟虫书句鑃铭文考释—徐人入浙的新证据》(2022年01月08日版1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