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陈年旧事

文/冯连伟

在每个月亮的一个夜晚，看到思想在成长；

月光洒在我的家乡，心里依然那么渴望。

我无数次梦见回到故乡，总是记忆中的样子；

煮饭的烟雾升起也带着清香，熟悉的呼吸在耳旁。

—— 《记住乡愁》结尾

故乡如梦，有无限乐趣； 故乡如歌，吟诵如万民。

每个人都有故乡。 家乡陈年往事收藏在我历经沧桑的记忆深处，不时侵入我的梦里，唤起我无限的乡愁和美好的回忆。

生产队的“三大员”

要怀念家乡，谈谈生产队的“三大成员”。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化时代开始于上世纪的一九五八年八月。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看到一块牌子上挂着“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上面写着：“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我看过这样说的资料。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三卷第403页)。 从此，我国很快在广大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进入了农业集体化的新阶段。 人民公社的体制是“三级所有，以队为基础”。 这是毛泽东探索调查人民公社化体制后的结论。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吃的农民。 我父亲在公私合营的时候，到汤河供销社当工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被下放到村里当农民。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我，从上学之日起就是汤河公社后坊码头大队第一生产队的新“员工”。

在人民公社化时期，生产队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的一种组织形式，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生产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生产队集体所有。 生产队有权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队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生产计划，制定增产措施和经营管理办法。 有权分配自己的现金在完成向国家销售任务的条件下，有权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处理和销售多余的农副产品。

生产团队的报酬以“工分”的形式出现。 生产队根据当年职工获得的工分多寡进行分配。 具体来说，每个工人(员工)的职位由生产团队负责人会议进行考核。

生产队作为一级集体经济组织，领导成员也非常健全。 有队长、副队长、贫协组长、女队长、民兵队长、工作人员兼会计。 在我心中，生产队长、保管员(副队长兼任)和记录员应该说是生产队的“三大员”。

我的童年，我的少年，难忘的岁月都是在生产队里的环境中度过的。 我记忆深处的生产队“三大员”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因为他们可以左右家人的收入和温饱程度。

因为我们第一生产队主要是风水先生的后代，所以建设队以后的生产队长都是在风水姓大家庭里出生的。 我写报道的时候，当时我们队的生产队长我叫他叔叔。 他们家前面是村子里的街道，院门的一侧有一棵古老的相思树树。 这是一幅在冯氏后人心中留下难以磨灭印记的古老相思树。

小时候，这棵约有百年树龄的老槐树是我们冯家子孙欢聚的中心。 放学后，在月亮的一个晚上，嘴里说“老槐树见”，一定会有十几个小团队聚在一起玩“猎小鸡”“玩皮猴”等游戏。

这棵树也是每天早上全队员工开始一天农活之前聚集的地方。 这棵老槐树上，挂着一个与电影《地道战》中使用的旧书报警用相似的大钟。 用长绳子拴起来，每天早上太阳出来开工的时候，队长把绳子的一端从树上解开，拉了拉，铁钟响了，很有节奏，这声音传到第一生产队的家家户户。 听了钟声，我的婶婶、婶婶、兄弟、姐妹们，拿着自己的劳动工具，一个接一个地赶去做队长分配的一天的农活。 男壮年工人大多去推独轮车，或拖地去排队赶车，其他非壮年工人和女职工则带着铲子等农具……

每当我想起生产队长敲钟的情景，我就不会忘记这棵老槐树。 《说文》“槐、木也、木至鬼之声”在古人看来，槐树不仅神奇异常，而且有助于缅怀故人、决定诉讼，是公卿的象征。 民间也流传着“门前有一根相思树，财源滚滚”的民间传说。 生产队长面前的这个刺槐不知道冯家哪一代的祖宗种的，随着生产队的消失，这个相思树也被砍掉了。 《地道战》年老村长敲的钟还挂在那个树龄千年的古槐上，生产队的钟却被当作废铁处理。

我小时候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不多。 割了草，捡了麦穗，当了红小兵，赚了队里的活儿，生产队长不必直接安排。 生产队长去我两个哥哥田里捡芋头的时候，不仅因为生产队长骂了我一顿，还因为我对生产队我认定的“三大员”从我哥哥嘴里听到的更多。

小学的时候，我也当过一次“记工员”。 在一九七六年“三秋”的繁忙时期，我们农村小学也放了秋假。 老师按照大队书记的要求从我们班选拔了十二个男生组成了秋收工作排。 作为红小兵，每个人的手臂上都戴着印有黄色“执勤”字样的红色臂章，两人一组，手中的“武器”就是铁头树握的“红樱枪”。 大队书记的儿子当了排长，我被老师指派为这个工作排的勤务员和记录员。 我记得在上班簿上非常认真地登记我们12个人的名字，按照上午和下午上班，即使有个同伴给了我一个小时的假，我也必须登记。 秋假结束了，笔记本也密密麻麻地记录着。 只是大队干部开会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认为秋假也不管风雨，特别认真，也没有考虑我们的工作情况，所以按每天每人6分工计算。 那一年，我也赚了20多个工分。

虽然生产队已经不存在了，但当时的生产队长早就守旧了，有保证了

管员也早已扔掉了天天拴在裤腰带上的那一大串钥匙安度晚年了；记工员也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作为当时的文化人，现在遇见我，总是夸我是有出息的人。

敲锣打鼓贺新婚

想起故乡，就忆起春节前敲锣打鼓贺新婚的情景。

盖房子娶媳妇始终是乡下人的头等大事。

人穷养孩子，过去家家孩子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尽管经济条件落后，收成不好的年份，吃糠咽菜吃树叶甚至扒树皮都是正常的，家家户户几乎都有四五个孩子，多的甚至有七八个的；生了就得养，养孩子没有好的吃但千万别把孩子饿死了。娘活着的时候说起我二哥，总是要感叹一番：“你二哥出生的时候，家里是真的穷得揭不开锅，要粮无粮，地瓜干糊豆都喝不饱。眼看你二哥快饿死了，我愁得哭啊，是你大婶子把你二哥抱家去给喂了一个多月又送回来的，这才捡了你二哥一条命。”

我想娘对我二哥的描述也是当时农村家庭生活的一个缩影。我记事的时候，依然是人民公社化年代，交完公粮后，生产队分到各家各户的粮食也不多了，那时我睡觉的屋里盛粮食的缸里不见底就是好年份，顿顿能吃上两个地瓜干煎饼不饿肚子这就是好日子。

日子虽苦但还得过，女儿大了要出嫁，儿子大了要娶媳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农村人啥没有都行，没有后代不行，娶亲生子、传宗接代、薪火相传胜过自己的生命。

那时的农村给儿子娶个媳妇可真是不容易。首先是勒紧裤腰带举全家之力，甚至连亲戚也用上，想尽千方百计给儿子先盖上三间屋。那时农村的宅基地可不像现在这样紧张，年满18周岁的男性就具备了划一位宅基地的资格。家庭富裕的，大队里给划了宅基地，就开始采石购料招兵买马动起来，很快石砌地基的三间瓦房就建起来了。穷人可就是“鸡叫三声泪花流，大眼小眼愁白头”了，地基是有了，可上哪里拿出钱去盖屋啊！我娘就多次给我们说：“这辈子盖次屋掉好几斤肉，要不是怕儿子们长大了受眼量娶不上媳妇，鞭子抽着也不盖屋啊。”

给儿子盖起来了三间屋就具备了找媳妇的硬件，于是，当父母的就要拿上几个鸡蛋提上包点心去找村里的“媒婆”攻关了。那时交通不便，往往都是亲戚介绍亲戚，亲戚中有一个女儿嫁到了另一个村子，往往这个女儿也就成了弟弟或本门的兄弟侄子找媳妇的介绍人了。我娘之所以嫁给我爹，就是因为我娘的亲姑嫁到了我们村，于是就把我娘给介绍过来了。我大姐到了找婆家的年龄，又是我姥娘给参谋的，于是大姐的婆家就是姥姥一个村的。

人民公社化年代，家里穷的，就连三间草屋也盖不起来的；弟兄们多的，穷得揭不开锅的，出身成分不好的（如成分为地主、富农或四类分子的），儿子找媳妇就困难重重。许多家庭就出现了“换亲”和“转亲”的现象。

“换亲”，这一陋习据说已经存在好几百年，就是双方都有儿有女的家庭，因种种原因男孩子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却找不到媳妇，没有办法就用家里的女孩子去另一家换媳妇。让媒婆从中一撮合，两方父母一合计，感觉差不多，这个“换亲”就成了。有的是用当姐姐的给弟弟换媳妇，有的是用妹妹给哥哥换媳妇，总之“换亲”的后果看似两家都不吃亏，其中总有一对不会那么称心如意，实际上换亲主要还是牺牲两个家庭的女孩子。

“转亲”在农村也很普遍。其实“转亲”是老百姓口中的“三转”，也就是用自己的闺女为儿子换媳妇，张家的闺女嫁到李家，李家的闺女嫁到王家，王家的闺女嫁到张家，一家出一个闺女换一个媳妇。

无论是“换亲”也好，“转亲”也罢，大都是人穷志短，出于无奈，引起的悲剧也不少，把喜事办成丧事的也时有耳闻。

找媳妇千难万难，找了媳妇还要想法娶到家里来。家里穷就照米下锅，将就着办。人民公社化时期，不管是穷队还是富队，过春节的时候都要杀几头猪，家家户户分几斤猪肉，所以娶儿媳妇的绝大多数都安排在腊月三十这一天。按喜主的话说是为了喜上加喜，其实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像舅家亲、姑家亲这些重要亲戚也需要将就生产大队分的几斤猪肉来送礼，选年三十娶媳妇大家都满意，如果是其他日子，谁家有闲钱割肉送礼呢？

观看结婚的场面是小时候的重大娱乐节目。每到春节前放了寒假，除了帮着娘推磨烧火烙煎饼赶年集办年货以外，早有小伙伴们把今年村里有几家要娶儿媳的打听得一清二楚。年龄小的时候，是年三十的这天早上在家里吃过早饭后，相约一起到喜主家去蹭块喜糖吃。那时农村闺女出嫁，都是用芦席在地排车上扎彩棚，这就是新娘子的“花轿”。家里日子过得好的，多陪送一些嫁妆；家里日子穷的，陪送的柜子也可能是借的。送新娘子出嫁的都是直亲三代以内的叔叔大伯兄弟侄子，叔叔大伯是当“大客”的，坐“主桌”；兄弟子侄是当“小客”的，坐“次桌”；且不管出嫁的新娘子是否高兴，能够被主家通知去送嫁的个个都很兴奋，至少可以吃一顿酒席，还可以分到一盒烟抽。

送嫁的这批人很高兴，迎嫁的村里也有一帮人很兴奋。那时每个大队里都有一套锣鼓家什，最高指示下来了要敲锣打鼓，开全村的社员大会也要敲锣打鼓，谁家娶儿媳妇这样的大喜事也要敲锣打鼓。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大伯家的二哥是大队会计，锣鼓家什都由他管着，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到年三十的早上早早地就去找二哥要钥匙，拿到钥匙一吆喝，马上有一批早已做好准备的志愿者跟上来，一旦开开门，抬鼓的抬鼓拿锣的拿锣，大家先在大队部里操练上一阵子，热乎热乎手脚，然后就直奔喜主家。到了喜主家大门口，先上足马力热闹上一阵子，喜主家先送出一部分喜糖喜烟，于是有的吃糖有的抽烟，就先消停一阵子；如果喜主家穷得铁公鸡身上拔不出毛的，敲锣的打鼓的一停不停，只是打鼓声没有节点，敲锣声乱敲一气，真到新娘子来了最需要锣鼓喧天的时候，敲锣打鼓的反而鸦雀无声了，谁让你喜主家那么“唧唧”呢？

敲锣打鼓的不仅仅和喜主家斗智斗勇，临时组成的这支队伍的内部有时也要开展竞争，能者上，庸者下。抬鼓的和敲锣的，打“咣咣喳”的待遇是一样的，唯有打鼓的用的力气最多，角色最重要，对喜主家送来的烟和糖分配时具有主导权，因此年龄大一些的都想争夺这个角色。有一次我和一母同胞的二哥兴冲冲地去拿了钥匙开了门，二哥第一时间把打鼓的鼓锤拿到了手上，谁知在大队部里操练预演时，二哥打鼓的鼓点实在是让大家听不下去，一直想主导这个临时贺喜队伍的二哥不得不让权，二哥这一让权不要紧，我也只能从贺喜队的一员变成了观众，我把手里面的“咣咣喳”递给了二哥，反正最后我即使分到一盒烟也是二哥的，他分到的几块喜糖也总是都吃到了我的口中。

现在办喜事大变样了，不管是城里还是农村，都由婚庆公司操办婚礼。不管是长得丑的长得俊的，在主持人的口中一律都是帅哥美女；不管是自由恋爱还是相亲大会上的偶遇，反正在主持人口中一律都是郎才女貌志同道合；不管是婚后战火硝烟还是恩恩爱爱，当着亲朋好友，当主持人对着新郎新娘询问女的是否愿嫁，男的是否愿娶，生老病死不变心时，一律都是表态慷慨激昂铿锵有力；最后鞭炮齐鸣，于是新郎抱起新娘入了洞房，一场盛大婚礼连摄像带照相。新时代的婚礼越办越热闹越办越花样百出。场面虽大，我却依然难忘几十年前敲锣打鼓的喜庆场面。

春节琐忆

七十年代出生农村的娃子对春节拜年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一年到头能够穿上一件或一身新衣服的时候，就是春节。

一年到头能够到婶子大娘家里把手上褂兜里塞满炒花生、米瓜和糖块的机会，还是春节。

年三十的晚上，穷人家的年夜饭没有大鱼大肉。我记忆中的年夜饭几乎年年都是一样的，娘都是煮一锅地瓜和芋头，如果哪一年里面有了一二十个栗子，那这顿年夜饭就上档次了。

不管日子穷和富，习俗是不能改的。那时没有电视，也更无从谈起像现在这样边看春节晚会边吃年夜饭，过了零点就开始“发纸”敬天；边看晚会边通过信息、微信，红包发了，年也就拜了，大年初一早上可以睡懒觉了。

上推几十年，年三十晚上父母反复嘱咐要早睡觉，从除夕之夜一直到过完大年初一，不能口中带骂人的词，如果不听话大年下骂人就可能受到惩罚。第二天凌晨，父母把水饺和汤圆都下好了盛到碗里了，就把我们喊起来，穿上新衣服，先用桃条子水洗洗脸，然后就到庭院里和父母一起举行敬天祭祖欢度春节的“发纸”仪式。如果这个家庭三年之内没有直系亲属去世，那么“发纸”的时候就可以放鞭炮；如果有直系亲属去世还不满三年，那么“发纸”时就静悄悄地，点上草纸，敬上水饺、汤圆、瓜果梨枣，一家人每人磕上三个头，就完成了发纸仪式。

故乡的风俗：“发纸”时也就是敬天的水饺一定是素馅的水饺，多数都是白菜豆腐的。“发纸”仪式结束后，如果锅里还有多余的水饺和汤圆，这时候当娘的都会根据家里的人头数，每个人都可以吃上几个水饺和汤圆。老的少的都吃一点垫垫肚子，这意味着年正式开始了。

随着众家乡邻鞭炮声此起彼伏响彻不断，当爹的当娘的就预备着开始做过年的这第一顿饭，开始包肉馅的水饺了，同时嘱咐我们这些瓜娃子们去给叔叔大伯婶子大娘拜年去。

其实我们早就等父母发号施令了，一听到父母下达去拜年的指示，顿时像兔子一样，奔向最亲的长辈那里。

现在的孩子给长辈拜年是等着长辈发红包给压岁钱，钱多钱少一般也不大在乎，反正最后都是父母收起来给存上，自己基本无权支配。我小时候到婶子大娘叔叔大伯家去拜年，进门就磕头，得到的是炒花生几块水果糖，偶尔手上也能得到一个苹果几块糖米瓜。一旦褂兜里裤兜里都塞满了手上也拿不了了，便赶快回家，掏出来放到自己的书包里。然后计算一下还有谁家需要去拜年，不怕累不怕苦，重新开始拜年的活动。拜完年最大的收获是从春节这天，每天都可以梳理一下书包里的宝贝，可以吃个炒花生香香嘴，可以吃块糖甜甜牙。

吃过大年初一早上的水饺，有的是去演秧歌，多数则是等着看秧歌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文化生活相当贫乏。平时盼着看一场电影，过年的时候各个生产大队都要组织一支几十人的秧歌队。秧歌队有跑旱船的，有踩高跷的，踩高跷不但扮演的人身着戏装，浓妆艳抹，且歌且舞，而且往往装扮戏曲折子，踩高跷的人，高矮不一，造型各异；跑“旱船”看点在“旱船”，其实是依照船的外观形状形成的木架子，在这种船形木架周围，围缀上绘有水纹的棉布裙或是海蓝色的棉布裙。在船的上面，装饰着红绸、纸花。跑“旱船”的人一般是一个人，有时也有双人、四人或七个人的，跑旱船的装扮的多数是大姑娘、小媳妇。秧歌队中在旱船前面还有一人饰演小丑，左手拿一把浆，右手拿一把破蒲扇，鼻子被抹上白色的粉，在旱船周围来回扇动蒲扇，从而引发观众的笑声，其余的人则在边上敲锣打鼓。

小时候，我也参加了一次秧歌队，我和我的伙伴们的角色是舞扇子的。那是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接受了组织春节秧歌队的任务，主力军就是从学校里四、五年级两个班的学生里选拔，但是像跑旱船的、踩高跷的则还是要从往年的表演者挑选。我老师在挑选演“小丑”这个角色时弄得闷闷不乐的。记得我老师挑选的是他的初中同学来演这个角色，我和另一个同学受老师的委托到了他的同学家里，告诉他是我老师让我们来通知他去参加春节秧歌队的，他一听很高兴，因为他早有参加的愿望，可大队里前几次一直都没让他参加，于是他兴冲冲地和我们一起到了大队部的院子集合，听我老师提要求并对参加队员的角色进行安排。轮到我老师的同学时，他一听是让他演“小丑”的角色，马上气得跳了起来，指着我老师的鼻子，叫着我老师的名字骂道：“我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你让我演‘小丑’，你自己就是个小丑，你自己演最合适，你让我演小丑，你还让我找媳妇不？你自己去演吧，老子不干了。”于是扭头而去。

现在春节时也还见到秧歌队，和过去生产大队的秧歌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过去的秧歌队是真的为了让社员们欢欢喜喜过个年，参加秧歌队的社员们冒着寒风演出这一天，可能大队里最多给记上一个“10分”的工分，连顿水饺都吃不上。现在的秧歌队一般五六个人，多数都是一家人为主吸收上两个邻居，人们秉着“一切向钱看”的营销理念，秧歌文化成为人们快速挣钱的方式。过去农村家家户户盼着春节看秧歌，现在则是看见秧歌队来了恐怕门没有关严实。

现在电影电视把春节的娱乐活动时间占满了，可每每想起几十年前过春节的情景，就想起了跑旱船踩高跷的秧歌队，而且时间愈久远，却记忆越深，清晰如同就在眼前。

故乡在我的心中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故乡的陈年旧事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记忆。

故乡在我的心中是一壶醇厚浓香的老酒，让我迷醉在思乡的梦中甜蜜又幸福。

故乡在我的心中是一首抚平我相思伤口的老歌，每个有月亮的晚上都会响起。

故乡的陈年旧事点点滴滴，却让我心中始终燃烧着对故乡火热的挚爱和思念，我知道，与陈年旧事缠绕在一起的是对故乡深深的热爱。

故乡的陈年旧事，在我的心中，是一首用思念写成的诗，是一幅刻上了芦苇和麦穗的画，是一碗热水、一杯淡酒和一朵多彩的云，更是终生挥不去的乡愁。

【作者简介】冯连伟，山东临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山东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作品散见于《阅读》《散文海外版》《散文百家》《绿洲》《中国报告文学》《当代散文》《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杂志；有作品选入各年度散文选本，曾获山东作协颁发的《时代文学》年度散文奖、《齐鲁作品年展》最佳作品奖、全国散文大赛等若干奖项；著有《静水深流》《真水无香》《似水流年》《掬水留香》《水，在说》等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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