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代人常说的“名字”，在古代意义上大不相同。 名是名，字是字，虽说是同一个主人之下，但这是两个概念。

名

一个孩子刚出生，父母和其他长辈就开始绞尽脑汁想给孩子起名。

普通家长给孩子起个直白的名字，比如“来福”“富贵”，祝福自己的孩子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吉星高照、大手大脚。

文艺型家长的命名构想变得相当模糊。 如“唐宋八大家”之一苏洵给两个儿子取名苏轼、苏轼。

轼是古代车前用作扶手的横木。 苏洵希望这个孩子长大后，在轼眺望，有很高的发展前景。

车辙是车轮碰撞的痕迹。 苏洵希望他的老二长大后，能走上正确的人生轨迹。

一般来说，小时候起的名字伴随着大部分古人的一生。 但是也有例外，如果与帝王同名，就需要避免改名。 像汉初名士蒯通，本名蒯彻一样，避开汉武帝刘彻的禁忌，改名为蒯通。

字

说名字，然后说字。

成名后，古人为什么还要取字呢？

在礼数比奥数复杂的古代，名字只能用于自称和长辈的称呼。 同辈之间不能互相称呼名字。 否则会被认为没有礼貌、没有教养。

那么，孩子长大后，进入社会，在普通人之间怎么称呼呢？ 于是，字诞生了。

古人认字的时间很讲究。 男性通常在二十岁时举行冠礼，扎头发增冠，代表成人。 这个时候，父母和长辈会写字。 女性满15岁，很危重，行笈礼的时候也要取字。

世代之间，除了亲密的朋友可以不拘礼法称呼名字外，一般还得称呼字。 称呼名道姓或者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是不尊重对方的表现。

当然，字也不是想怎么取。 因为名字在前面，字在后面，所以大多数古人的字都是从名字开始延伸的。 一般来说，字是名字的解释和补遗，与名字表里如一，故又称“表字”。 如北宋散文家曾固帖，字固子，“帖”与“固”同义。

不仅与名字有关，有时古人的字也是看不见的兄弟排行榜。 其中伯(或孟)为老大，仲为次子，叔为老三，季为老。 最典型的当数三国时代东吴的孙氏四兄弟。

孙策排名老大，字伯符； 孙权排名次子，取字共谋； 孙翊排在第三位，是个字叔弼； 孙匡最后拿字季佐。

是的。 也有孟姜女哭着倒下了长城。 其实，孟姜女叫姜，而不是孟。 因为是姜亲女，所以后人都叫她孟姜女。

号

有了字，日常生活中的称谓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对小部分有个性的古人来说，光有名字和字是不够的。 他们也需要标榜自己的称号。 这就是号码。

号码不像名字和字那样受家人、礼仪、世代等诸多限制，可以像网络昵称和笔名那样自由发挥。

疡自由性的诱惑真的太大了。 在古代，有号码已经成为一种流行风潮，不仅每个人都有号码，而且一个人可以打很多号码。

有些人通过兴趣来疡，这不仅是一种表达自己生活品位的方式，也是一种方便快捷的交友方式。

如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自称“醉翁”。 我保证把这个名字登在报纸上之后，会一下子被一群酒友包围。

当然，欧阳修这样的文化名人，不仅有一个号码，还有六个人一个居士的号码。 这个抽象的“六一”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六一”，藏书一万卷，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欧阳修本人一翁。 此号一出，大文豪高雅精致的生活场景马上出现在众人面前。

也有人把地名作为号码，但这种类型的古人有一个共同点。有自己爱的热土。

比如白居易，晚年在洛阳香山养老，就给自己取名“香山居士”。

例如，贺知章的故乡就在浙江省一个叫“四明”的地方。 于是他高度总结了对故乡的思念和生活中狂暴的态度，“四明狂客”号应运而生。

还有著名的东坡居士苏轼。 “东坡”这个号码来源于贬黄州后，在城东亲自开垦的土地。

谥号

古人(多为皇帝、皇后、诸侯大臣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人物)死后，后人根据其生平事迹进行评说，产生了“谥号”。 古人谥号中，“文”“武”字可谓称颂逝者的优美谥号。

例如，“天下之忧，天下之乐”的范仲淹，一生堂堂正正，死后称誉“文正”。 清代“浓墨宰相”刘焥、奉尔公守法廉洁，死后绰号“文清”。 而铁牙铜牙纪晓岚“敏而好学则成文，授之而不政”，绰号“文达”。

谥号有褒义之词，当然也有贬义之词。 奸臣秦桧死后，被号令为“缪丑”，留下了万年的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