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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下山:敦煌遗书被发现时的灵异

敦煌遗书是什么？学术界将敦煌出土的公元4-11世纪的古抄本和印本定义为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献-

发现日期: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六月二十二日)

发现地点:敦煌莫高窟

发现者:一位名叫王的道士。不成为英雄，就是罪人。为什么？我想来有很多原因。归根结底，我只想说:现在还不是发现的时候！

●一个小道士的大发现

人们记住王，只是因为他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佛经。正是由于他的偶然发现，他突然成了名人。

历史定格在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甘肃敦煌。一扇历史的大门被湖北麻城道士王悄然打开，被古人封存了近千年的公元5-11世纪的珍贵手稿被重新发现，以至于在20世纪的世界文化发现史上，注定要写下这样的一段话:道士王发现敦煌藏经洞。现在密室已经不是密室了，渐渐的人们称之为藏经洞，藏经洞里的经书叫敦煌遗书。敦煌遗书与甲骨文、汉简、明清故宫等档案一起，被誉为中国近代四大学术发现之一，也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

遗书的发现者道士王

王(1850-1931)又名道士王。湖北麻城人。据麻城县志记载，咸丰六年(1856年)夏，麻城大旱，庄稼绝收。迫于生计，王逃离家乡，来到酒泉，在那里加入苏州巡防营当兵。离开部队后，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出家为道士，取名。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西行至敦煌莫高窟。当时的莫高窟虽然已经萧条，但是因为民众的支持，寺庙的香火还是时有延续。对于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的王来说，这个安静的地方是他度过余生的绝佳选择。

王的藏经洞发现颇具传奇色彩。在鸣沙山东崖上开凿的莫高窟，由于长期吹西北风，流沙一直从洞顶向下蔓延，洞口的坑道里全是沙子，整个入口都是密封的。王道长雇了几个伙计来帮忙清理积沙。那一天，编号为16号洞的隧道的沙子逐渐被清理干净。一名姓杨的男子在隧道北壁发现一个洞，怀疑有一个隐藏的石室。于是道士王和杨半夜破墙而出，一个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惊人发现，被一个不知道什么是考古的道士发现了。

洞穴里堆满了从唐代到北宋的经文和文献。面对这么多的古书古卷，王道人正在考虑如何利用它们来换取一些功德钱。王道长送的第一件礼物是道台兼兵将亭东。没想到的是，廷东这位颇为自负的满清官僚，只是觉得这些古经的书法不如自己，却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但王道人不甘心，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赠送经书以获取捐款，以致甘肃许多地方官绅都接受了王道人的经书作为礼物。1902年3月，湖北人王出任敦煌县令，王县令很快得到了道士王送来的经卷和帛画。这位出身进士、熟读历史文化的县令看到经书，当即判断有异，并于1903年冬，上书兰州甘肃秀才叶。通过王，叶不仅得到了敦煌莫高窟留下的碑刻拓片，还得到藏经洞出土的佛教绘画、经书、石碑和梵文手稿。只是王的消息极不准确，说洞里只有几百卷，而且好像被瓜分了。因此，叶虽然一眼就看出了藏经洞中经书的价值，却始终没有踏足敦煌。然而，对王道长漠不关心的廷东，却真的把藏经洞的消息报告给了甘肃梵台。而甘肃番泰只是以敦煌到兰州运费难以收取为由，向王下达了一道命令:就地封存，由王道人保管。于是，王亲自在莫高窟执行了这一命令。这是政府第一次出来查封藏经洞。由于密封措施不力，王道长表面上答应了，实际上却不停地从洞中取出经书，悄悄出售。直到藏经洞内的藏品被运往国外，造成敦煌遗书大量外流，官方仍对此一无所知。

虽然在外国人抵达敦煌之前，中国有七年时间妥善保护藏经，但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知名探险家对敦煌遗书的肆意劫持。尤其是在爱因斯坦和伯希和。

斯坦因第一次来到敦煌是在1907年3月12日。不会说中文，第一次与王交流时，王只答应接受斯坦的慷慨，想看一看手稿。他想买一些木制卷轴的请求被礼貌地拒绝了。斯坦通过观察发现，道长王虽然对佛教知之甚少，却对唐僧顶礼膜拜。于是，在满是当地画家笔下唐僧传说的道观大厅里，斯坦因与王谈起了他对玄奘的崇拜。他甚至用近乎迷信的口吻说，是唐僧的魂魄把这些密室托付给了对佛经一无所知的王，为的是等着自己这个来自印度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也就是唐僧的弟子，来骗取王的信任。很显然，王被斯坦因愚弄了。虽然两人有共同话题，但王仍坚持不让斯坦因进入藏经洞，而是亲自搬出一捆经书到礼堂供他阅读。最终，他接受了斯坦因的提议，以40锭马蹄银(200两白银)的价格，将斯坦因和江师傅挑选的卷轴和绢本画全部卖掉，并加了60捆汉文卷轴和5捆藏文卷轴。斯坦因离开莫高窟时，只有24个箱子装满了书籍和文献，5个箱子装满了精美的丝绸画、刺绣艺术品等文物。经清理，全卷7000册，不全卷6000册及其他大量文物，开创了敦煌遗书大量流散国外的先河。因为斯坦不懂中文，他带走的文件里有很多不值钱的东西。当斯坦第二次来到敦煌时，他用500两银子从王那里换来了570卷汉文。这些论文是王专门收藏的，都是完整的长卷，价值很高。

就在英国匈牙利人斯坦因走后，法国人保罗·佩利奥特又来到敦煌。伯希和不仅是汉学专家，还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至少会说13种语言。他的中文还是很精通的，古文文言文他也看得懂。1908年2月，伯希和到达敦煌。佩利奥特在此与王道士进行交涉，佩利奥特流利的中文很快赢得了王道士的好感。而且王道士从谈话中得知，伯希奥并不知道他曾向斯坦因出售过大量书籍，所以他对这些外国人的承诺很满意。伯希和还用了金钱诱惑的方法，答应给道士王一笔香火钱。经过大约二十天的谈判，3月3日，伯希和被引进藏经洞，他被允许从中选择。

这是继斯坦因之后，第二次有外国人进入藏经洞。经过三周对藏经洞文献的调查，伯希和最终以500两银子(约90斤)得到了6600多册精美书籍和38幅大型画作。虽然伯希和比斯坦晚一年到达藏经洞，但斯坦未能进入藏经洞挑选并看到所有藏品。与佩利奥特不同的是，他不仅亲自进洞搜查所有藏品，而且精通中文，对中国和中亚的历史文献有着丰富的知识。虽然得到的遗书数量不如斯坦因，但几乎都是精品。佩利奥特后来在一次演讲中说:在近两万篇论文中，我只后悔错过了一篇。

伯希和将获得的论文从天津海运到巴黎后，于1909年5月抵达北京。我了解到清朝学部为了保存国粹，正在寻找各种古籍。我不知道他是在炫耀还是别的什么，但伯希和随身带了一些珍贵的敦煌书籍，如《尚书释文》、《沙州图说》、《惠朝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集》等等，陈列在北京六国饭店。时任侍郎包、大学总督学刘、大学督学柯、翰林院助学者、史静大学督学蒋寒、史静大学编译局第二局长、京师大学蒋斧老师、郭子澄徐方、著名学者罗振宇、董康等都曾到访。这些北京的官员和学者在看到敦煌写的老子的《胡静》和《尚书》的死卷后，惊喜交集，欣喜若狂，这才知道甘肃敦煌有了重大发现。9月4日，来自史静的学者们在六国饭店设宴款待了伯希和。与会者包括学部侍郎包、大学堂监造刘、董康、吴等人，主要是大学堂的一批学者。在招待会上，云正式要求复印他讲话中的精华，伯希和说我自己可以复印。具体实施者是罗振宇。罗氏还请段方帮忙，敦促伯希和卖掉他带来并已运回中国的四本重要书籍，来写这张照片。按照约定，伯特兰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送去，段方把它们交给罗振宇和刘去考证。同年中秋节，罗振宇第一次到苏州胡同的伯希瓦参观，当即得知敦煌石室中尚有八千卷左右，但多为佛经。罗振宇立即向左丞乔茂南、学部报告，罗代拟出电报，命令陕甘总督、甘肃巡抚毛庆范立即查封敦煌藏经洞，将剩余的遗书全部运回京城。甘肃接到教育部的电报后，甘肃省代省长何盛宴刚刚赶到。他命敦煌县令陈泽藩清点残卷，运回京城。此时距离藏经洞的发现已经过去了9年。1910年，敦煌遗书从敦煌运出。陈泽藩派傅和吴负责押运大车。事实证明，傅和吴在押解途中并未尽全力，被敦煌当地官员选中，擅自出卖。为了掩人耳目，把一卷撕开当两卷用。之后移交给部门，共18盒，编号8679卷。然而，这种拆分经文来填充碎片数量的行为很快就被曝光了。当时的学部侍郎包发现学部运送试卷有问题，于是上书申诉，负责押运的傅被拘留。自辛亥革命以来，清朝官员别无选择，只能将傅送回甘肃，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所以，当我们理直气壮地指责外国探险者的时候，内心难免更加痛苦和尴尬。1931年，王逝世，享年80岁。根据道教戒律，道士死后不应建造宝塔，但王的弟子为他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土塔，塔碑记录了他发现藏经洞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