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小蕙

年年雪色，岁岁春节。

一直没有雪的干燥的北京，终于在除夕之夜飘起了小雪，象征性地宣告了雪娘的到来。

一大早，从高层窗户往外望去，太阳还在薄云中躁动，静得无风。 下面的几个屋顶，从东边掉了鳞，静静地留着小雪娘的足迹，在节日里化了庄重的妆。

我记得前年有一位文友写了一篇散文，讲述他的家乡晋东南。 从每年冬至那天开始，村民们就为了春节而忙碌着。 各种习俗、民俗、各种规矩、讲究，也像雪地上的小野兽一样活泼，五颜六色，像丰收的菜园一样鲜艳，红彤彤的辣椒，绿莹莹的是青菜。 文章虽是佳作，但原主题为“说春节”，坦率大方。 因为我太普通了，所以改成了“春节从冬至开始”。 我一直为此感到高兴，觉得自己的修改得到了龙点睛之妙。

但是，今年春节前，我突然对这句话有点吃惊。 天下人的春节能这么概括吗？

我想起了自己作为青工时度过的春节。

那时我十六七岁，已经在北京某著名的电子大工厂工作。 也就是说，是大人战斗中的一员，就像今天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一样，还是父母眼中的孩子。 我的师傅们当时也30、30、40岁，有丈夫和孩子。 在我眼里，她们就像六月黄澄澄的麦子一样，是名副其实的成熟社会人。

我们是一个小团体，除了我和另一个小青年工人外，还有12个师傅，都是女性，基本上是初中毕业，另一个高中毕业，当时是高学历工人。 她们是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八年进厂的，年龄是我们一九七零年进厂青年工人的两倍，每个人都处于风华正茂的人生阶段，也是带着青年工人的姐姐，我们跟她们说话都尊称“你” 我们家的情况是，父亲在江西省五七干校锻炼，母亲在京郊农村下放，哥哥姐姐在山西、陕西担任知青，北京市就我一个人住。 吃饭不成问题。 我从小学就记住了做饭。 我会包包子、饺子、面、烙饼，但我很懒。 幸运的是，我没有贪吃的欲望。 我平时吃工厂的食堂。 星期天很团结。 几个师傅叫我去她们家吃饭，我怎么办，当时师傅们赚了40多块钱，去养老养活孩子，家家户户的日子都像老人的手一样皱巴巴的。

君子离厨房，懒汉出不了灶。 我最缺的不是吃，而是家教和社会经验，师傅们正好弥补了这个不足。 比如，“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点灯”，就是徐师傅教我们的。 也就是说，如果头一年八月十五中秋节晚上阴天，月亮嫦娥和玉兔不露面，下一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就一定会下雪。 我愣了一下，心里一神，恨不得马上飞到元宵节去验证一下。

这样我的春节之旅就开始了。

我师傅们的春节，大概是从10月开始的。 10月到春节之间已经没有节日了，师傅们总是从那时开始谈起如何准备春节年货，如何给老人孩子添置新衣服，如何补好家里的被子，买哪种窗户纸比较耐穿。 ……那时，大多数人还住在平房里，窗户不是玻璃的，而是用棉纸贴的。 门口有人在教……。

我也在师傅们的指示下开始行动了。 因为春节的时候，父母和哥哥都会回北京过年。

我们家不是老北京，父母随他们父亲来北京定居，来北京后几乎没有出过学校，所以他们对真正的老北京风俗、老北京的四合院文化、老北京人的生活、语言、喜怒哀乐都不陌生。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住在协和医院宿舍的研究生院。 那里的语言体系和胡同里四合院里居民的完全不同，几乎都是说报纸、广播、学校里教的“正统话”。 例如，当大人问孩子：“将来长大后，你想当医生还是工程师？”时，孩子们的回答通常是：“党让你做什么好呢？”“你想成为共产主义的继承人吗？” 在我进工厂之前，我以为全中国、全北京的人都是这样生活的。

进入工厂后，我的师傅们说的是另一种语言体系。 比如春节，各位师傅像仙女一样谈起花圃，让我吓得目瞪口呆。 “二十三、糖瓜粘在一起。 二十四、打扫房子。 25、制作豆腐。 二十六、去切肉。 二十七、杀公鸡。 二十八、留头发。 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团圆住一晚。 ”那时的我，头上还扎着穿过肩膀的发辫。 真是清纯无垢的白纸，居然傻傻地说：“为什么要杀公鸡？ 不能杀母鸡吗？ ……"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房间里只有我和关师傅。 这位被称为“万事通”的师傅推着眼镜，给我们讲了一个闻所未闻的老北京风俗。 比如除夕除夕，扔家里的坏鞋，要谐音“驱邪”； 元旦不扫地，不扔垃圾，不洗衣服，不破坏有钱人的财产； 立春那天吃春饼。 然后卷成直筒，从上往下吃。 这一年结束了，风成雨很顺利……

这些“冷门知识”，对我来说，就像走在阳关大道上，突然出现了旁门左道，让我很为难。 在我们的革命家庭里，从小父母嘴里就没有这样的奇谈怪论，邻居家也没有，所以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很美。 关师傅看到后，赶紧涩笑了起来，“你好，这些北京的老话，现在都属于封建迷信了。 今天不仅谁也不相信，还要打破四旧，过革命化的春节……”

但革命化春节是什么样的，怎么过，谁也说不准。 有些人取消了节日的三天假期，加班在单位过春节，所幸国家没有录用。 结果，我按照往常的惯例请了三天假。 有肉卖，但有鱼卖。 尽管买了票去排大队。 但是，春节很好。 为全北京的市民提供了一半的花生、三两个葵花籽。 过了二十三岁的时候，哈密瓜也还在卖。 一个个乒乓球的大小，小灯笼般的艺术造型，真的很撩人。 而更大方、价格更亲民的是俗称“关东糖”的麦芽糖，形似棍子，有成人中指粗，两三寸长，这一天每个孩子都会举起一两根。 女孩子一般抽烟吃。 暂时很甜。 急躁的男孩“咔嗒”咬了好几次，然后疯了跑去。

一过新年，我师傅们的话就多了起来。 因为互相告知哪个肉店的肉新鲜，哪个纸店的红纸又结实又便宜，大佬们约好星期天一起去看。 到了下周一，师傅们有的大喜，有的叹了口气，报告着昨天自己采购的各种情况，像一群反刍的牛，咬着细节，继续享受着精神上的快乐。

说来也奇怪，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腊月二十八九时，单位里最漂亮的女青年来我们班寄信。 她瞪着漂亮的杏仁眼睛，“你不知道现在什么最难买吧？ 我来告诉你们吧。 豆腐干，素五目。 必须凌晨五六点去排队……”不知怎的，几十年过去了，历经千山万水，踏上了大江南北乃至世界十多个国家，岁月悠悠，世间微乎其微，这句普通却再普通不过，朴实无华的话

关于工厂春节的点滴，我要用最美、最温暖、最神圣的记忆，数元旦的正日子。 这一天，师傅们三五成群地去亲近的工人家拜年。 这是一年中最必不可少的礼仪，连我这个小青年的家里也落不了。 进了家门，先向家里的长辈问好，拜年吉祥，然后象征性地吃花生葵花籽。 那是屋主已经放在桌子上的东西。 说几句闲话，父母真诚地感谢师傅们，并要求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对我严格要求，该批评就批评，有错就纠正……这又是我们革命家庭的话语体系。 我在旁边挥汗如雨，师傅们认真听完了话，鸡啄米似地点了点头。 然后站起来打招呼，赶到下一家。 我也赶紧戴上帽子，加入新年行列……

很遗憾，后来我离开了工厂，失去了这份温暖的待遇。 遗憾的是，只要有电话、网络、手机，上门拜年的北京“老礼儿”就由它们代劳。 摆在桌上的花生、葵花籽、红绿糖块，也像李清照笔下的寂寞忧郁一样冰冷，笼罩在悲苦的亲戚的忧郁之中。 这是时代大势所趋吗？ 我说，不一定。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有一年春节，大雪纷飞，拜年的人们又一次红火起来，京城可能会有大龙蜂拥而至。

因为我们的春节是从虞舜时期开始的。

《光明日报》 (年02月10日版15 )。

资料来源：光明网- 《光明日报》